世界各國宗教教育現況及展望
首先謝謝文化大學校長潘維和博士給我做的介紹。今天的講題也是潘校長指定的，因為他剛從歐美諸國訪問歸來，便出席了《黃河》雜誌主辦的高等教育座談會，他在會中提出了這個議題，並向該座談會提起了今天的講論會及本人的講稿。由於潘校長見到倡導現代化教育的諸先進國家，均在重視宗教教育的復興，故也盼望我國，能把宗教教育納入國家的教育系統，修改教育法規，不唯准許各大專院校開講宗教課目，更宜鼓勵各公私立大學，增設宗教學院或宗教科系。由於近十多年來，我在國外留學和教學，均與宗教有關，所以邀我就這個主題，談談個人的觀感，敬請諸位指教。
一、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根源
自從有了人類開始，即有宗教行為及宗教的要求。原始初民，沒有文化，更沒有文明，甚至僅有簡單的語言之時，即已有了思考的能力。每當遇到自然力的大破壞，而非他們的體力和智力所能克服與解決的情況出現之時，或遇到風調雨順、水草遍野、食物豐足之際，便會感到自身的渺小和自然力的偉大，而產生崇拜意願，尋求崇拜的對象，表達崇敬的誠意。
由於崇拜的行為，便產生對於自然力的想像以及發現到或經驗到特定的神之存在，由於先民的思惟或由於神靈給先民的啟示，便有了人類早期的文化。
因此，經歷了無數個年代，宗教始終做為人類生活的支持者和指導者。政府政治，不能離開宗教，教育藝術，是因宗教而有。即便是文化早熟的中華民族，先秦時代即已喊出了「敬鬼神而遠之」的呼聲，和主張「不語怪力亂神」，但政治上亦不免要依賴一個抽象的「天」，例如：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來說明人類行為的因果關係，是根據「天」意；又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3一個國君之稱為天子，乃是秉承天意來治理人民，假如逆天行道，便遭天怒而使民怨，終不免於覆亡的命運。可見中國雖至今天的民主時代，仍不能說已可擺脫了宗教意象而談政治。
事實上，現代政治尚未登台之前的西方各國，除了宗教，沒有教育，即使現代化的大學基礎，也是從宗教的寺院或神學院蛻變而來。所以當時要想受高等教育的唯一辦法是進寺院當修士，優秀的人才，唯有進了寺院，始能用其思想的長才。
正因為宗教壓制了思想的自由發展，所以才有近代反宗教思想的運動。終於，不但宗教與政治分離，一般教育也從宗教教育的範圍內分離出來。
其實，宗教本身無罪，而是西方的教會人士，運用宗教，控制了自由思想的發展。若非如此，宗教的寺院是圖書館、是大學，是讀書的好環境。以宗教的力量，為政府負起了教育人才的工作，教他們如何保護社會、安定社會，並給社會大眾謀造幸福，是宗教的活動，也是社會大眾的心理建設及物質建設的活動。通過宗教教育，能夠吸取多方面的新舊知識。例如：六朝時代至唐宋時代的譯經道場，便是輸入新知識的高級學府，也是僅有的外語學校。有些寺院則扮演了書院教育普及化的角色，知識分子寄讀於寺院，乃是常有的事。
在印度則除宗教，沒有文化，除了宗教沒有哲學，聖雄甘地是現代印度政治史上的偉人，也是印度宗教史上的偉人。西藏地處亞洲的腹地，環境特殊，而其政教合一，宗教領導政治；也與教育合一，要受高等教育，唯有進入喇嘛的寺院，寺院即學校，不僅教授佛法，也教授醫藥、工藝等學科。
現代的西方，以及在東方國家中接受西方現代化建設最具成果的日本，雖已做到政治與宗教分離，宗教教育與一般教育分別成長；但是，並未否定宗教教育的價值，更沒有揚棄宗教，只是不再接受宗教教會的獨斷操縱與控制而已。
二、現代世界各國的宗教教育及宗教學術運動
傳統的西方宗教，與政治及教育分開之後，對於一般人而言，有關宗教的信仰指導，以及道德生活的陶冶，依然是通過了教會教士的講道而得；同時，在父母的家庭教育、社會的社交活動，乃至在一般的學校教育（尤其是教會辦的一般學校），無一處不能接受宗教教育。因為在西方社會中，一個人如果是無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不是被視為唯物論的共產黨員，便會被視為不守道德的危險分子，是不可信的人。絕不像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多以不信宗教的無神論者為時髦為前進。如果到西方，始知科學昌明，如：德國、法國、美國、英國，無神論者乃是遭受社會大眾側目的激進分子，他們象徵著破壞及危險。有人自稱是儒家思想的信徒，如果是唯物論者，便一定不是儒家的學者，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也主張祭神、敬神，儒家雖非宗教，卻不否定宗教。
西方國家，初將一般教育從宗教教育中獨立出來，成為專門教授哲學、科技等的機構，造就科技等的專門人才，以及文史哲學和音樂藝術等的專門人才；宗教師人才則由教會的神學院中訓練培養。近百年來，由於學者們對各民族國家的宗教發生興趣，從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等的角度，研究東方宗教，成果相當輝煌。比如：英國駐錫蘭總督的祕書Robert
Caesar Childers 於西元一八七五年出版《巴利語辭典》（A Dictionary
of the Pali Language），此後於西元一八八一年，Rhys
Davids在倫敦成立巴利聖典協會。巴利語與梵文，均是印度的古文，南傳的小乘佛教聖典，係用巴利語記載；北傳的大乘佛教聖典，係用梵語記載。而近代人對梵文原典的大量發現者，也是英國駐尼泊爾的公使荷德森氏為始，他在駐節尼泊爾期間，陸續地蒐求梵文佛典的寫本，約四百部；他也是親自將梵文佛典譯成歐洲語文的第一位，他的英譯《金剛針論》出版於西元一八二八年。西元十九世紀下半葉，一位在英國牛津大學任教的德國學者Max
Müller在日本學者南條文雄的協助之下，將日本所存的梵文原典備事蒐求，介紹到英國，而於西元一八七九年至一九一○年間，刊行了一套共計五十卷的大叢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在西元一八九一年，英國的Bower首先在我國新疆的庫車，發現樺皮古寫的梵文《孔雀王經》等，因此引來了俄國學者Petrovsky，英國學者Sir
A. Stein，德國的A. Grünwedel及Le Coq，法國的Paul
Pelliot等，來到我國，展開了如火如荼的西域探採熱潮。因此而發現了以佛典為主的龐大資料，其中所用的語文，包括漢文、藏文、龜茲文、于闐文、古代土耳其文及西夏文，故也掀起了西域研究的風潮。從對印度佛教的研究，也喚起了歐洲學者們對於中國佛教的注意，西元一八三六至一八五八年間，先將法顯的《佛國記》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介紹到法國。
西方學者研究東方宗教的出發點，是以文化史的立場做客觀的介紹，也有站在傳教士的立場，對東方宗教做主觀的批判，而其結果同是將東方的宗教向西方世界做了推薦。同時，對東方宗教，以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的，既以西方人為始，現代的日本佛教學術化的源頭，也是從歐洲引進的。
因此，現代西方的歐美各國，宗教信仰及宗教學術的人才之培養，是分頭並進的；傳教士是由教會的教育培植，宗教的研究人才，是由一般的學校教育中培植。教會培養出來的傳教士，雖也可以致力於宗教學術研究，然其可能性的百分比並不高。研究宗教學術的人才，大概也無暇從事宗教信仰的傳教工作，既是宗教學者又是宗教家的人，當然也有。就日本而言，宗教師的養成，主要是接受各宗派的專修院的宗教生活及宗教信念的訓練，但他們仍被要求接受一般大學中所設宗教科系的教育，一是宗教師的養成訓練，一是宗教師必須具備大學畢業以上的條件或資格。最重要的是專攻宗教科系的人，未必是宗教師，他們是為興趣而研究，當他們修完碩士及博士課程之後，多半是一面在中學或大學裡教授關於宗教的課目，一面繼續做研究的工作。
現代西方的宗教學術化，大體上是指學者們在各大學裡研究東方宗教，也教授有關東方宗教的知識。
例如：英國的劍橋大學，設有東方研究所。有學者名Edward J.
Thomas，於西元一九二七年出版了The Life of Buddha as
Legend and History，西元一九三三年出版了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曾執教於劍橋大學的德國佛教學者Edward
Conze，西元一九五一年出版了一部思想性的佛書Buddhism，此人現已年老，仍不斷地在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等各校擔任客座教授，專授佛學。又如：原籍荷蘭，現在執教於澳洲坎培拉大學宗教系的J. W.
de
Jong，畢業於荷蘭的萊頓大學，又到美國的哈佛大學及法國的巴黎大學，終生專攻佛學，也可算是當代懂得佛教關係語文最多的學者，也是掌握到最多佛教文獻的學者。十年前，有位日本青年學者，久留宮圓秀氏去澳洲留學，目前有位曾執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的青年學者曹仕邦氏，去澳洲留學，均係為了向他學習佛學，由他指導撰寫研究佛學的博士論文。
現在的德國，有十八所大學，例如：漢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及柏林大學等，均開設佛學課程，而且均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範圍包括：印度原典、漢文原典、中亞佛教、西藏文原典。
與英國及德國比較，法國的佛教學者，尤其出色。另外在瑞士、荷蘭、義大利，均有不少研究佛教的著名學者，即以天主教國家的義大利而言，羅馬大學的東方學講座中開設佛學，G.
Tucci教授及A.
Gargano教授，正在教授佛學及印度學，此外至少有五所大學有人在研究佛教，尤其是一個名為「中亞遠東研究所」，講授東方各國的史地宗教及美術。佛教是東方宗教的一大主流，由東北亞至東南亞，包括西南亞的印度在內，幾乎都受著佛教思想與佛教文化的灌溉及影響。所以西方人最初以殖民地主義為目的來理解佛教，以便控制東方人，如今則為以科學方法研究東方宗教開了先河，甚至可以說，如今的西方學者，比中國學者更了解印度文化，也更了解中國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從七、八十年前開始，日本將現代化的研究方法，由歐洲學了回去，如今已有二、三十所大專院校，包括國立的東京大學在內，早已開設了佛學院系。中國人乃至美國人要研究佛學，也到日本去留學。三十年來的美國，也在迎頭趕上，首先有哈佛大學的Harvard
Oriental
Series開研究佛學的風氣，繼而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均有了研究佛教的學者。現在美國各大專院校中，開設東方宗教講座的，極為平常普通；設有宗教院系的也愈來愈多。除了加州柏克萊大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麥迪遜的威斯康辛大學，設有大規模的佛教學組（院系）外，像長島紐約州立大學等各著名的數十所大學，均設有宗教系。加拿大則有麥克馬斯特大學、明尼托巴大學及多倫多大學等，也設有宗教系。中國人在美、加等國教授佛學的，則有哈佛大學的陳觀勝（已退休）、印第安那大學的齊思貽、賓州大學的張澄基、紐約市立大學的鄭僧一、新澤西州立大學的于君方、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冉雲華，以及本人經常於哥大、紐約大學、聖約翰大學、多倫多大學等美東十幾所大學及院校提供專題演講及定期佛學講座。可惜的是，其中沒有一人是由我國內大學造就出來的人才。
有些國人目光短視，老以為一提起宗教，便是信仰的行為，殊不知在現代化教育開發的先進國家，早已將信仰的宗教行為和研究宗教的學術教育，分別進行。以致於國內固然無法造就出國際水準的研究宗教的人才，外國人要來我國研究中國的宗教，既無適當的研究環境，亦無足夠的研究資料。通常把來自外國的宗教學者，往佛教的寺院或道教的觀宮裡送，結果是使他們大失所望，以為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研究自己的宗教，所以轉而去日本訪問者，時有所聞。
三、展望我國未來的宗教教育
此次本人回國，是應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峰先生及校長潘維和先生邀請，擔任本校哲學研究所的華岡（永久）教授，同時籌備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招考研究生事宜，故對於將中國的宗教教育及宗教學術運動的推展，抱有無限的熱望。特別是賢明的政府首長，今（一九八一）年初以來，對於如何將宗教教育納入正規教育體制的觀點和動向，感到欣慰和欽佩。因此，在回國以後，分別於九月七日上午及九月八日上午，拜訪了內政部長邱創煥先生及教育部長朱匯森先生，就宗教教育問題，交換了若干意見。因為迄目前為止，我國尚未把宗教信仰的活動與宗教學術的研究，分開來看，所以凡涉及宗教事項，均屬內政部所管轄，但是，若要將宗教教育納入國家的教育體制，又屬於教育部的職責。
這兩位行政首長，都很開明，而且相當親切，他們都希望把宗教教育列入國家教育的輔導之內；不過，如何規定開辦宗教學院的標準，又如何修改現行的大學法，而使各大學可以設立宗教學院或宗教科系，則尚待研究。尤其要說服立法機構的先生們接受這個適應時代的觀點，恐怕尚需一番努力。
我說，我是好幾個世界性宗教學術研究會的會員，在國外開會，卻頗感孤單，因為國人之參加國際宗教徒活動，已見日益增多，參加國際宗教學術研究會議的人，卻太少了。縱然有人參加，若非在國外養成的，則殊少能夠提出符合國際水準的研究論文。我國若在短期間內，不能重視宗教學術人才的培養，在這方面不但落在歐美之後，落在日本之後，甚至也將被其他國家占去上風。大陸自從鄧小平上台之後，他們也在辦宗教學院，並向國際宗教學術會議，發出邀請函件，歡迎各國宗教學者去大陸召開大會。
目前國內的宗教教育，是指各宗教教派教會所辦的佛學院及神學院。如果將之納入政府的教育體制，則當予以甄別。若其教育設備、教育目的及師生的程度，合乎培養宗教學術人才和宗教教育人才的，應屬教育部統轄而列入大學的院系或獨立學院的體制之內；若其條件僅為適合培養傳教師人才或寺院住持人才的，則受內政部的督導或輔導。國中生入學，經三年畢業時，由教育部核發相當於高級工商專科的宗教師資格證書，憑此學歷，亦可報考大學的宗教學院科系，造就成為高級的宗教教育人才。
至於修改後大學法中，將宗教教育納入教育體制，則更有積極鼓勵各大學創設宗教學院及宗教科系或宗教組、宗教室的目的。
今天國內各大學的哲學系中，開了佛學課目的，已有文化大學、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及東吳大學。因為基督教的神學，實已包括在西方哲學之中，毋須另開；佛學屬於印度哲學及中國哲學的三大主流之一，可是，所謂中國本位思想的學者們，經常把佛學算作外來的思想，明知隋唐的佛學是道地的中國哲學的延伸或其另一類型，仍要拒之於中國哲學的門外。而它卻在國外受到日本學者及歐美學者的重視，以致往往有去國外留學或訪問的知識分子，被問起有關中國佛學，例如禪的問題時，便會瞠目結舌，因而從外文著作中吸收佛學常識。
從培養宗教學術人才的觀點而言，在國內的教育家之中，已將其所見付諸實際的，則為張曉峰先生，他鼓勵各宗教的領袖們，在其文化大學之內，設立乙種研究所，關於印度學及佛教學的，即有三所之多，特別是佛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基督教研究所，均已先後招收研究生，開課講學。其圖書設備、教授的資格、研究生的程度，均與甲種研究所的要求無異，所不同的，乃是尚未受到教育部的立案許可。而此立案許可的權責，雖在教育部，如果大學法中沒有明文許可，教育部便無法批准。
因此，我們是多麼熱切地祈望著立法機構的諸位明公，在近期內修改大學法之時，能將此一提案，列為最最優先通過的考慮事項。以便使我國的大學教育在教育史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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