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通史》讀後
如眾所周知，印度這個國家，雖跟我國相仿，同是東方世界的文明古國，但有一點大不同處，便是印度民族側重於思想的發揮，卻忽略了歷史資料的編纂，致使近人治理印史，發生太多的困難和疑問。這種困難和疑問，對我們比鄰於印度而接受印度文化最多的中國人來說，尤其感到遺憾！筆者讀書不多，我所知道印度歷代史的中文專著，在這本周祥光博士所著的《印度通史》之前，只有一本上海正中版的《印度史綱要》，那是李志純先生所作，我們從該書中可以看出李先生對於中印文化的關係，介紹得尚不夠深刻，即使印度本身的史料，也不夠充實。可是當我這次讀完周博士的《印度通史》之後，感覺就不同了，因為在他的通史中能給我們更多的知識，這也許是著者本人是一位佛弟子，加上他在印度教學十多年，對印度的歷史了解較多，所以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呢！
當我讀完這部史書之後的最大感觸，便是中印兩國的對照，在對照之下，我們發現中印兩國之間的歷史，相似的地方很多。比如中國是以農業社會做為發展的基礎，印度也是一樣；中國有諸子百家的思想潮流，印度也有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錫克教的宗教體系。中國歷代，有過五胡亂華的史實，有過蒙古人與滿洲族的入主中原，還有過西方列強國家的蹂躪；印度也曾為希臘、塞西亞、大月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突厥族的侵入，還加上葡萄牙與荷蘭的經營搜刮，以及大英帝國的最後統治。中國在明朝（西元一三六八─一六六二年）開始，就有了民族運動，後來經過太平天國而到清末民初，歷時將近四個半世紀，才激起了中華民族普遍的覺醒；印度呢？它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才有民族自覺的萌芽，所以它的獨立自主，也在我民國之後的第三十七年而完成。再說，中華民族，雖然屢被異族的侵略和統治，我們的固有文化，都是屹然不動，不但不因外族的入侵而受了絲毫的損失，反而同化了外族，不見了外族的存在；至於印度，它自第七世紀戒日王朝以後，便結束了印度人統治印度的歷史，但是直到印度獨立為止，印度境內，雖因穆斯林的強硬，分出了一個巴基斯坦，而且也有了基督教的流行，然其民俗風情和精神文化，依舊沒有擺脫《吠陀》經典和兩大史詩的傳統。
由於上面種種的相似之點，筆者以為，中國人讀印度史，就覺到特別親切。而中國的佛教是來自印度，以一個中國的佛教徒，來讀印度史，其中的滋味自又更深一層；同時，佛教雖創自印度，但它卻在中國境內發揚光大，因此，以一個中國的佛弟子去寫印度史，又豈止入木三分？所以這部史書，在我看來，是一部難得的好書。然我不是史家，其中材料的真實性，固不能從事一一的考證，也無從一一考證，是否尚有補充的必要，抑或已經完整無缺，自待治史專家去評斷。不過我是佛教徒，而且是中國的佛教徒，所以我只能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和佛教徒的觀點，提出幾點，做為我讀本史的心得。
第一，本史著者的態度值得我們欽佩：他以中國人的身分寫印度史，所以凡為中印關係的史料，都不嫌其煩地加以引述，例如玄奘法師在印度的光榮事蹟，印度獨立前夕，中國對印度的鼓勵，和印度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又因為著者是佛弟子，凡屬印度史上有關佛教運動的記載，皆在闡述之列，如對阿育王的政績，阿育王在華氏城第三次佛典的結集與宣化，還有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第一，對於佛法的努力，並由脇尊者的指導，召集龍樹、馬鳴、世友等五百多人，在喀什米爾（即是迦濕密羅）做佛典第四次的結集，以及戒日王對於玄奘法師的禮遇，和無遮大會的盛況，無不一一介紹出來。尤其著者在本史中還告訴了我們，凡是皈依佛教的印度帝王，對於一切宗教的人民，都能本著慈悲的精神，加以容忍，給予愛護，絕沒有偽惡親善和排他的意念。值得欽佩的，著者能用佛教無我的精神，在印度文化史料方面的敘述，對於任何一種宗教思想，都能給予公平合理的評價和介紹，這不但表現了史家的基本風度，也顯出了佛家弟子應有的精神。同時著者更能夠根據史料，指出佛經中許多的誤傳。比如關於佛教偶像的問題，依照佛教記載，釋迦世尊，上升忉利天宮為佛母說法三個月，人間佛弟子中有因懷念佛陀，而為佛陀造像者，等到佛陀回來，也很贊許此說，因此，後世佛子，即皆誤以為那就是佛陀主張崇拜偶像的開始和證明。著者卻在本史中說：「崇拜偶像，原為小乘原始佛典所禁止者。」又說：「蓋阿育王時代，釋迦遺址地方，雖有寺廟或石柱之建立，然尚未塑有佛像，……於精舍及寺廟中，禁止描摹或雕刻釋迦牟尼之肖像。」（均見一○一頁）後來為便於一般外族的信仰，才模仿希臘神像，塑造了佛像。其次關於阿育王殺其兄弟九十九人的傳說，中國亦頗盛行，但是著者卻說：「惟阿育王各地所建石柱石碑題銘，曾有若干地方述及其生前與各兄弟情形。」（見七十四頁），史家的工作乃在編纂和訂正，著者對於這一點，可說沒有忽略過去。
第二，本史對於中國佛教的啟示：我國的史書中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23孔子的《春秋》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力量，就因其中的「微言大義」，糾正名實，辨別忠奸，給後人劃出了一個是非黑白的界限，使人看了，便可類推誰是聖賢的行為，誰是魔鬼的化身！本來，歷史的功用，除了告訴我們這個社會，過去的型態，同時也在指導著我們的前途，該向哪裡走。看看過去的事實，想想目前的現狀，查查以往的興衰，照照今日的成敗，所謂「撫今思昔」我們卻不能不有所感慨！著者說：「今日信佛人數，當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左右。」又說：「今日印度本土人口三億六千萬，佛教徒只有百萬。」（見五十及五十一兩頁）這為什麼呢？印度是佛教的發祥地，現在佛教在印度國內幾乎又近於絕跡！這當有其歷史背景的存在。佛滅以後的印度佛教，曾有過兩次的頂峰時代的黃金過程，第一是阿育王時代（西元前第三世紀），第二是迦膩色迦王在位時代（西元七八─一二三年間），到了戒日王在位時代（西元六○六─六四七年間），可說是印度佛教的迴光返照，勃興了一下以後，隨著便是急轉直下，再也沒有抬頭的機會，最後經過穆斯林幾次的摧毀與屠殺，印度佛教的慧命，也就壽終正寢，嗚呼哀哉了！其中當然不會沒有內在的原因，根據著者的看法是這樣的：「佛陀創教之時，原以普救世人，同登極樂，更勉人類依照道德律而修身行事，捨棄婆羅門之誦經拜懺，犧牲祭祀等儀式。可是在戒日王崩後之印度五百年中，人民對於佛陀原始遺教已忘卻淨盡，佛教教團亦開始腐化。此外，佛陀所定之四諦與八正道的道德律，對於普通人民，未免高深，不切實用；蓋愚夫庸婦所切望者，能有救世主將彼等攜往天堂……。到西元第十世紀末葉，佛教之注重於道德律的修持，不復為人注意。……佛僧不務正業，趨於奢華享樂之途，在在促使佛教走向衰亡之途。」（見一四九至一五○頁）這一段陳述，實在令人痛心，但也足資今日中國佛教徒借鑑和警惕！所謂「物自腐然後蟲生」24。佛教在印度的誕生，是因為當時：「約在西元前第六世紀間，以祭師為主之婆羅門教已失卻民眾之信心，同時因為婆羅門僧侶之腐敗墮落，紊亂達於極點。」（見四十三頁）歷史的演變，倒是互為因果的哩！等到佛教頹廢而失卻信仰的主宰之時，婆羅門教的內部，竟又產生了兩位大師的改革，從事印度傳統宗教的復興運動，那就是鳩摩黎婆多與僧伽阿闍黎耶，從此以後，整個的印度民族，便將佛教漸漸地置諸於「方外」了。我們再來反觀中國的佛教，自從前漢末葉傳來國內（相傳伊存授經為佛入中國之始，則在西元前一年的光景）25，經過三百多年的醞釀與流傳，到了晉代釋道安之時（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年），中國的佛教，才算走上了正大光明的坦途，往後在鳩摩羅什到了長安（西元四○一─四一三年）的時候，中國佛教，便步進了麗日中天的階段。可是到了唐代末葉之後（西元六四七年），中國佛教也像印度之到了戒日王的崩後，漸漸地走向了下坡，所以史家們嘗說，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只有六朝以迄隋唐的五百多年。今後的中國佛教，會不會遭遇到印度佛教同樣的厄運，我們不必請教別人，但看我們的現狀，是不是有著著者對於戒日王以後的印度佛教所陳述的毛病，即可以推想而知了。
第三，本史的優點和缺陷：我們先說其優點，照理來說，凡是一件完美的事物，無論從什麼角度去衡量它、欣賞它，都會給你得到滿意的收穫。可是筆者非常幼稚，對本史的真實以及其所代表的價值，所見極淺，此當留請識者去品味。筆者所要說的，只是自己的一些觀感，是不是說的對，卻不能不就教於著者和本史的讀者了。在我的看法，著者雖在本書自序的末行客氣地說：「此書文字，因順手寫來，未加潤飾，不妥之處，尚希讀者鑒諒為幸。」其實他的文字並無不妥之處，無論是翻譯的文字，或是創造的句子，使人讀來都有舒暢的感覺。其次著者對於中國佛教的翻譯文學是有著相當素養的，所以他對印度原文，例如人名、地名，乃至朝代和各種事物的名稱，都能依照我國古人的方法把它們譯成中文，使得稍有佛學基礎的人，讀來倍加稔熟，而且極為順口，無形中也就增長了讀史興趣。再次，著者對於人物時地的原文音譯，常能將拉丁字母的拼音，不厭其煩地酌情附錄，使得它們常常有跟讀者見面的機會，加強了讀者的印象和記憶。
回過頭來說其缺陷，其實，如說本史真有缺陷，那或許是出於出版家的疏忽。即是書中錯字太多，誤排的也不少。錯字不說，單以誤排而言，已夠驚人！例如莫兀兒王朝時代的一位印度領袖薛沙王的生歿年代，說他生於一四八六年，崩於一九四五年，那麼他的壽命該有四百五十歲了，筆者以為一九四五當為一五四九的誤排。又如莫兀兒時期的一個君主，奧楞塞的名字，在二三五頁第十二行稱「楞奧塞」，同頁的第十三行稱「奧楞塞」，翻過一面二三六頁的第三行則稱「奧塞楞」，只僅一個人名三個方塊字的兩頁，相隔前後，不出七行，竟會顛倒三次，這些如果不是著者的大意，那負責出版的自由出版社，是不能辭其疏忽之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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