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者的學佛風氣
傳統的儒家學者，受了宋明理學的影響，基本上是反對佛教而且是否定佛書的，但是現代的中國學者，凡是有深度的，不論是文、史、哲學的哪一種專家，多少都會涉獵佛書與佛學，甚至也有若干程度的信仰傾向。例如已故唐君毅先生雖未學佛，他的母親過世，卻到佛寺超度。已故方東美先生，晚年對於華嚴哲學的鑽研消化與闡發，功力相當深厚；牟宗三先生原不重視佛學，但至晚年也戮力探究天台哲學，他們兩位均有大部的佛學專作問世，不論其觀點能否與傳統或正統的佛教相應相和，他們肯定了佛學的崇高價值，乃是毫無疑問的。因此，他們的學生群中，如今正值盛年的好多位知名學者，也多涉獵佛學，乃至專教佛學、專寫佛學。
被譽為現代的史學大師錢穆先生，於一九六○年代，為國人公開指出十種必讀之書，其中即有一種是《六祖壇經》。去年十一月三日，以八十六歲高壽，病逝於臺北的文壇瑰寶梁實秋先生，曾經列舉了影響他最深的八部書，其中也有一部是《六祖壇經》，他的啟蒙佛書是《金剛經》及《心經》，晚年則飽讀經、史、杜詩、古文的同時，也讀《高僧傳》。梁先生在所有的宗教中，最愛佛教的禪宗，他以為那是中國化了的佛教，雖然他自己由於被太多的感情所束縛，未能斬斷那些韁鎖，並且本身又以邏輯的方式思惟，不能達成頓悟式的明心見性，卻能相信並肯定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見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六兩日《中央日報》海外版副刊所載，林慧峰及丘秀芷對梁先生生前的專訪）。此外，其他尚有愈來愈多的知名學者及作家，在向佛典中探索；而最受現代學者歡迎的，乃是禪宗的典籍。
國際上的學術界，也在漸漸轉變，早期的歐美學者研究佛教，其興趣乃在於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宗教學，目的不為學佛。此在二十年前乃至目前為止的臺灣，要求各大學中，研究佛學，仍是限於學術的而非宗教的。然在日本，研究佛教學的人，絕大多數是出身於寺院，並且具備傳教士或布教師的身分，他們的信仰，並未影響到客觀研究的學術成就。因此，今日西方學府中，新生代的佛教學者，很多已是佛教的信徒，而且也有一些修行的經驗。他們執教於東方語文系、宗教系及哲學系，不是曾跟禪師學禪，便是曾向喇嘛學密，比例上仍是學禪的較多。尤其近年來，美國各大學的預算縮減，教東方宗教的，往往兼開西方宗教的課，教西方宗教的也被逼得要懂東方宗教，教哲學的也可能會被排上印度哲學及佛教哲學的課。所以，佛學在西方學府中的學者之間，漸漸受到普遍的重視。據一份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的宗教學教授名單（SSCR
membership）所列，如今在歐美等地各大學府教授佛學的人，有一百七十多位，他們在接觸佛學之後，進一步體驗修持的方法，也是人之常情。有些年齡在三十歲至四十歲之間的教授，根本是先對佛教的修行方法有了興趣，才專攻佛學而成為學者的。
其實，西方社會，若沒有宗教，便無倫理道德的依準，學者研究宗教、教授宗教，而不得信仰宗教，那是不合情理的。比如既研究孔孟學說，也在傳授孔孟思想，竟然不得信仰孔孟思想，才算是保持客觀立場的學者，豈是合理的現象？故在美國的學府中，研究佛學的學者，成為佛法的修行者及護持者的風氣，已愈來愈盛。
清末以來，由於我國的國勢頹唐，列強侵蝕，保守者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激進者高倡全面西化。中學是指儒家學術，西學是指科技文明，以致否定佛教的價值，忽視佛法的作用，士大夫階級的知識分子，均以學佛為逃避和消極，信佛是可恥的愚行。直到楊仁山居士創辦祇洹精舍，出了太虛及歐陽竟無等僧俗的佛學大師，讀書人之中，漸漸地又有嚮往佛學及學佛的傾向。然而國民政府的高層人士，多半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上行下效，佛教依然不受重視。高層人士，縱然信佛，也多不便公開承認。不過此種形勢，近十多年來，已在改變，名學者、名作家、名記者，對佛學，尤其是禪學，產生興趣者，愈來愈多。在國內外擁有碩士及博士頭銜的科技專家，信佛學佛的人數，也日益增加。僧尼之中，獲有博士、碩士、學士學位的比率，也在與日俱增。這是相對和必然的現象，學者學佛的現象普及，也可刺激僧尼素質的提昇，僧尼的學養提昇，方能更普遍地接引高級的知識分子。當然，僧尼之能接引高級知識分子，往往也不一定需要受過高等學府的一般教育，除了學養，更重要的尚得有卓越的宗教情操及深厚的修持經驗，例如明末的蓮池大師袾宏，他是學者，更是高僧，故對接引當時的學者居士，特具方便，甚至像錢謙益那樣的曠世奇才，也對蓮池及紫柏兩位大師執弟子禮。民初的虛雲、印光、太虛等大師，也具有這種力量。
因此，由於現代學者學佛的風氣漸漸盛行，佛教界的有心之士，對於今後僧尼素質的提昇，必須全力以赴，否則，學者學佛，僅止於學佛崇法而不敬僧，三寶不具足，豈算是佛教！願我教界大德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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