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一、中國的哲學及宗教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秦漢時代，在這之前，中國已有先秦諸子的所謂百家爭鳴。到了秦漢時代，則以儒道二家為中國的主流思想。以哲學而言，儒家是人文主義，道家是自然主義；以宗教而言，儒家是屬於泛神論的，道家是屬於自然神論的。嚴格地說，儒家的「祭神如神在」14，對於神鬼等宗教現象是存而不論的，乃是基於天、地、人，三才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才有祭天地及祖先的宗教禮儀。
道家有二流，其中一流是純粹的老莊哲學派，雖然也有天及神仙之說，宗教色彩卻很淡薄；另一流則是從民間信仰結合了方士術數而形成的天師道，雖然也援用老莊哲學，卻更偏重於種種人格神的宗教信仰。儒家及老莊的天，是宇宙本元或自然本體的代名詞，道教的神仙，則都是人格化的崇拜對象了。
二、佛教的哲學及宗教
佛教在印度發生了五百年之後，始東傳到漢地，當時的印度佛教，已從素樸的原始佛教，經過整理、組織、編纂、分流傳播的部派佛教時代，再經過好幾位大宗教家兼大思想家的詮釋、開拓、發展、重新整合，而出現了大乘佛教，這些成果，亦陸續地傳入了中國。
就原則而言，佛教的哲學是以「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15的緣生論或緣起論為骨幹的，看宇宙萬物，不講本體論和現象論，而講有因有緣，生諸現象，無因無緣，則萬物不生。佛教看宇宙人生，不相信是出於特定人格神的創造，也不相信是自然而有、忽然而有的，亦不以為由混元一氣化成陰陽二儀之說的正確性，乃是主張天體無窮無邊，眾生無始無量。
佛教的宗教信仰，既不承認一神論的宇宙創造神，也不否定一切人格神的存在，佛教既不是泛神論和一神論，也絕不是多神論。佛教基於眾生平等的信念，認為眾生雖由於智慧及福德資源的深淺多少之不同，而有種種層次的差別，原則上來說，諸佛菩薩也是在眾生群中。諸佛菩薩，不是主宰宇宙萬物的神，而是教化、誘導、協助眾生離苦得樂的導師、善友，也是最可信賴、不求回饋的布施者及救助者。佛教看待各個宗教所崇拜的各型、各類、各個層級的神，不論是一神、二神、多神，亦都是眾生的流類。因為佛教將眾生區分為凡眾與聖眾二大類，天地神祇、一切人、一切動物，以及鬼和地獄，都屬凡類；諸佛、諸菩薩、諸阿羅漢，則屬聖類，凡聖的不同，端在於智和愚的差別，只要凡夫轉愚癡的煩惱成為智慧的菩提，便是覺者，便成聖者。
三、佛教對儒道二家的影響
正由於佛教是外來的新哲學和新宗教，首遭衝擊的便是儒道二家，因此，便對佛教展開了排斥的攻勢，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葉，那便是所謂夷夏之辨、所謂胡漢之爭，所謂入世與遁世的纏訟，所謂治世與戀世、化世與厭世的論戰。於是，促使佛教肯定儒道二教、接納儒道二教、應用儒道二教，完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乘各宗派，例如天台、華嚴、淨土等各宗，尤其是禪宗，不僅思想適應了漢文化，佛教徒的生活型態，也完全漢化了。
事實上，從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宋的階段，佛教曾經是凌駕於儒道二教之上的顯學，中國傑出的思想家，幾乎都出於佛教。不論是理論或實踐層面，不論在士大夫階層或普遍的民間，佛教儼然已是中國哲學及宗教的一大主流。因此，若從相反的角度而言，儒道二教又何嘗不是受到佛教的影響，吸收消化而產生了新的內容和新的氣象。
就儒教來說，原先是排斥佛教的，接著由於研究佛學、接觸了佛教高僧，轉而受到佛教的影響，將佛學變成了儒學的新補品，中唐時代（第八世紀）的韓愈即是首例，他與其弟子李翱，乃是宋明新儒學論心說性的先驅。其實《大學》的「正心」、「誠意」之說，《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說，與佛法所指之心與性，是字同而義不同的，到了宋明道學家的心性之說，則類於佛教的禪宗所說了。又如在孔孟老莊所說的聖人，大抵指的是仁君聖王，不屬於宗教性，到了宋明道學家所稱的聖人，便是宗教性的人格對象了。因此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第二篇第十章便說：「李翱及宋明道學家所說之聖人，皆非倫理的，而為宗教的或神祕的。……達到其修養至高之境界，即與宇宙合一之境界。蓋如何乃能成佛乃當時所認為有興趣之問題。」
至於佛教對道教的影響，可能較諸於儒教所受的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道教的源頭，雖出於老莊及方士術數，然其形成宗教的理論體系及組織架構，應在佛教傳入之後。在現存《道藏》中的許多文獻，非常明顯地是模仿或採用了佛經與佛理，胡適先生說陶弘景的《真誥》，引用了佛教的《四十二章經》。此外如《靈寶經》的成立，是受《法華經》的影響；《太玄真一本際經》的「道性」說，是受佛教「法性」說的影響，並且也採納佛教的般若及空觀思想；佛教的《大涅槃經》有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道教的《海空智藏經》則謂「一切眾生，皆有道性」；在初唐時代集成的《道教義樞》之中，運用了大量的佛教名相，例如三界、三寶、三學、四大、五濁、五陰、六根、六度等。因此，到了南宋時代的王重陽，便開了新道教，名為全真教，完全比照禪宗的叢林規制，設立道院，既用佛學名相，也誦佛經，甚至於道士也到佛寺掛單，隨僧眾生活作息，一點也不扞格。
四、佛教對中國文學藝術的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五百年之後，漸漸地全面漢化，除了唯識學派及真言密宗，由於與中國文化不太相應，而未能持久弘傳之外，其他諸宗，尤其是禪宗，根本就是中國文化環境內的產物。所以在中國人的情感中，早已不會認為佛教是異民族的外來宗教。
佛典的翻譯大業，經過長達一千五、六百多年，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豐富了漢語的語彙、活潑了漢語的文體，促進了反切法的音韻學，以及中國章回小說的體裁，胡適先生說是受到大乘佛經的影響。至於禪宗語錄公案的形式，似乎是受孔孟老莊的影響，但到宋明新儒家的語錄，稱為「學案」，則是脫胎於禪宗的公案。
禪門大師的語錄，是以通俗的口語，表達簡明超越的生活智慧，這也影響了白話詩及山水畫。禪宗教人以動靜皆自在的安心法門，使得人在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中，舒卷自如地面對提放得失，稱之為無事人，因此，中國的讀書人，儘管反對佛教，卻大多喜歡禪師們的風格。
佛教以天堂、地獄，因果、輪迴，勸世教善，能夠輔助政治法律之所不足。念佛誦經，移風易俗，已是家喻戶曉。通過俗講、寶卷等的大量宣導，佛教便普及到庶民社會。尤其是觀音菩薩，以及地藏、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的靈驗感應，在天下四大名山的烘托下，幾乎已是全民皆知。
而現在在自己生活環境裡的中國人，不論是不是佛教徒，多少都會用到佛教的成語，例如「當頭棒喝」、「不可思議」、「想入非非」、「回頭是岸」、「如夢初醒」、「老僧常談」等等。總之，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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