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回頭的路
東初老人
我在十四歲的時候，曾經為我的出家而編織過一個美麗的夢，那的確是一個夢，而且，那一場夢是幻滅得如此地快！狼山的環境，像畫一樣地優美，像詩一樣地可愛，可惜，我是生得晚了，去得遲了，當我上山的時候，那一幅畫已在剝落，那一首詩已在消失！
正因為我是抱著欣賞畫與詩的夢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與學佛之間有著一段距離，所以我也畢竟沒有保住那個出家的身分。
不過，那個夢是做錯了，那條路是走對的，所以繞了一個好大的圈子以後，依舊走上了原來的路。這個圈子繞得夠辛苦了，但也不是冤枉繞的，應該繞的圈子，不繞也是不行，否則的話，今日的我，又是怎樣了呢？像所有留在大陸的出家人一樣，那是不堪想像的。雖然，繞這個圈子，也似一場夢，而且似一場千嶇百曲的夢，比起第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夢，那是迥不相同。
東初老人法相
因此，我對以往的遭遇，除了感到自己的罪障深重，並沒有怨尤可言。相反地，站在一個佛教徒的立場，對於順境與逆境，都該看作使我努力昇拔的增上緣。所以，幫助我的也好，打擊我的也好，在當時，我雖不能沒有喜與怒的分別，事後想想，我倒覺得他們都是我的恩人了。沒有正面的援助，我是爬不起來的，沒有反面的阻撓，我是堅強不起來的，鋼是鍛鍊出來的，能說鍛鍊的境遇是不需要的嗎？
最不容易爭取的事物，便是最可寶貴的事物，最可寶貴的事物，也必是最足以珍惜的事物。這一條回頭的路，是痛苦與折磨的代價。所以，我能有機會再度出家，是興奮的、欣慰的、也是悲痛的，因為這是多麼難得的因緣！佛說「佛法難聞」的真諦，我已經用著這個悲痛的經驗而有了領悟！
當我把一切的退役手續都辦妥之後，曾以慨然喟然的心情向東老人說：「這一次，我要好好地立志，做一個像樣的出家人，否則，我便對不起協助我的人。」東老人卻說：「對不起人家是假的，對不起自己才是真的；一切要對自己的責任與身分有交代有成就，才是立志的目的。」
這是很對的，現在的人，往往不能想到自己的責任與身分，光把眼睛朝人家看，看人家做好做醜，自己的做好做醜，也以為是因了人家而做，這就是無根無力的人。像這種人，既不能成就他人，也不會成就他自己。我真感激東老人的開示。
其實，能有一念為他人著想的心，已是有了自覺能力的人。回憶我在十四歲的那年秋天，去南通狼山出家，既無為人之心，亦無為己之志，很少有可敬的原因，也沒有多少宗教的情緒，係出於一種偶然的機緣所促成。因此，後來的捨僧從戎，並且一去就是十年，好像也是早就註定了的。
不過，我要特別強調，我的能夠再度出家，並且誓願再度出家，那是成因於童年曾經出家的緣故。致使我雖已經過了十年的風浪，這風浪之久，已超過了我初次出家時間的一倍，但仍念念不忘於出家身分的恢復。所以直到如今，對於童年出家時的環境和師長，猶覺歷歷如新，軍伍十年的生活，卻又恍如隔世了。
再度出家
因緣是不可思議的，在大陸來臺的老輩法師之中，認識最久的是白聖法師，親近最多的是南亭法師，見面最晚的是東初法師。我在辦理退役的過程中，最先請求的是白聖法師，其次相助的是南亭法師，最後助成的是東初法師。我與東老人第一次的見面，是在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的佛誕節，那是在臺北市新公園的音樂台前，浴佛大典尚未開始的時候，是由於我的同學，當時《人生》月刊的編輯性如法師的介紹。東老人為了助成我的出家，盡了最大的努力，他自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的六月下旬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中旬，一直在為我的事情費神，也一直在為我的事情操心，他給我安慰和祝福，當我每遭挫折之時，他必給我鼓勵，我到北投去拜見他的時候，往往也會送我百呀八十元的零用錢。對於一個與他毫無淵源關係的我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而銘感不已的事。
上海靜安佛學院的已故同學性如法師（左）與軍中時的作者
最初，性如法師曾向東老人提起，說我退役之後，重新出家之時，希望能給東老人做徒弟，東老人則說，他對收徒弟一事，並無什麼興趣。後來，隆根法師也代我向東老人提到這個問題，他還是說無多興趣。
漸漸地，我是真的退役了，我是必須重拜師父重新出家了，但還不曾確定，究竟跟誰出家。有一天，我在善導寺說起這個問題，演培法師則說：「現在由你選擇，臺灣的大德法師，誰都會樂意成就你出家的。」
以我的看法，從關係及情感上說，應該去請南老人成就；從恩義的觀點上來說，應該是請東老人成就。雖然這兩位大德法師，於德於學，各有所長，都是當今教界不易多得的大善知識。
也有人說：「你曾出過家的，你本來就有師父，何必再找一個師父的帽子戴在頭上？」我卻希望一切從頭做起，一切如法而行。童年出家時，幼而無知，馬馬虎虎還不要緊，現在中年再度出家，絕不可以再事糊塗了。當然，我也明白，既然重拜師父，重行披剃，師徒之間，有互相的權利，也有互相的義務，一個做徒弟的人，權利可以不要，義務卻不能不盡。所謂「師父的帽子」，當係指的是「義務」而言。
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也不是輕易能被任何方式束縛得住的人，所以，我還是決定拜一位剃度師；並在恩義的原則下，我便請求東老人成就出家了。
本來，我的退役令是從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我也準備於退役生效之後，慎重出家；但在東老人的勸說之下，在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的農曆十二月初一日，我就改了裝，那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性如法師已向東老人辭去了《人生》月刊的編務，東老人命我接替，並且為我取了一個法名叫作「聖嚴」，要在版權位置的「主編」項下刊出；第二是因為文化館自臘月初一開始打佛七，要我隨眾參加。因此，我在臘月初一的早晨，便以出家相和大家見面了。
原先隆根與性如二師和東老人接談的時候，東老人的計畫很好，準備給我舉行一個比較隆重的儀式，請臺北的諸山長老聚一聚，並且在剃度之時，受一下五戒，但到後來改變了計畫。不過東老人的意思，也是對的，他對我說：「你的福報有限，要是舉行儀式的話，請人家來，就等於向人家要一份禮；不請人家罷，那又說不過去。你剛剛出家，實在不宜勞累人家的。」東老人是一個最最惜福的出家人，所以他不會公開化緣，在省吃儉用之下，建築了一座規模不算小的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影印了一部《大藏經》，每年冬季，還做一次冬令救濟。
因此，當佛七圓滿，臘月初八的中午，僅在佛前上午供時，說了一個簡單的三皈。並無剃度的儀節，更無受戒的儀節。參加的人，只有我上海的同學，了中與性如二師，以及由法藏寺來打佛七的幾位尼師。午供之後，蓮航法師因為不知道我不舉行儀式，也不知道我不想勞累人家，所以從中和鄉趕到為我道賀。因此，「來賓」也就僅僅是蓮航法師一個人了。照律制來說，這只算是皈依而不是剃度，但在中國的佛教，律制問題很不易講究，我既承認剃度，並且也請求了剃度，雖然沒有執刀而剃，也就算是剃度過了。
中華佛教文化館由東初老人主持影印《大藏經》正編
但在農曆十一月三十日的下午，也就是即將改裝的前夕，為了以後便於師徒相接相處的問題，我向東老人提出了四點屬於我自己的態度及願望：
（一）我的身體，一向不好。
（二）我將盡心盡力為文化館服務。
（三）我將來希望到其他地方住住，願師父允許。
（四）我將來希望多讀一些佛經，多用點修持工夫。
東老人聽了之後，只說：「三分師徒，七分道友。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一切均由自己作主。」不過，又在他的語意之中，說到我想去其他地方住住一事，雖然未說不贊成，但總有些不樂意。這一點，我是最感抱憾的事，為了能夠多用一點真工夫，在文化館先後僅住了兩年，便離開了；這也是最使他老人家失望的事了。不過在我尚未改裝之先的個把月，東老人也自動地談到這個問題，他要我出家之後，應該放下一切，少寫文章，多看經，多懺悔，並要我找一個道場像關仔嶺大仙寺那樣的地方，靜養靜修一個時期，然後再出來。可是，當我尚未改裝，便已接受了《人生》月刊的編校，這一個計畫也就無法實現了。
這次出家，雖沒有舉行出家剃度的儀式，但在事前事後，仍收到了幾位師長道侶的賀禮，他們是東老人、南老人、悟一、妙然、成一、蓮航、守成、隆根、性如、清霖、清月、慧敏等法師，以及孫清揚、張少齊、喻春寶等居士。我想，出家真好，才把頭髮削光，就有這麼多人的布施結緣。但是，我又不禁臉紅起來，剛把頭髮剃光，又憑什麼接受這些布施呢？這使我久久不能自釋，也使我更加堅定了將要多讀經多用功的願望。
早期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之冬令救濟
從此，我已算是再度出家了，我已成為東初法師的徒弟，我已不再叫作張採薇，我已叫作釋聖嚴了。
與師父東初老人在美之合影
說到更改姓名，真是一樁氣惱的事。內政部現行的姓名條例規定，僧尼還俗，必須改出家姓名為在家姓名，俗人出家，則不許改在家姓名為出家姓名。我們政府的立法機構，如果不是審查上的疏忽，便是有意歧視佛教而變相地否定了出家人的身分！
我，總算幸運，在第三級的行政機關裡，有一位姓劉的同鄉佛教徒，他辦戶政，他幫了我的忙，利用內政部准改「不雅姓名」的機會，把我的俗名改成了現在的法名，但是，我的俗姓，還是更改不成，因為，姓氏不可能有雅與不雅的情形。即使如此，我已感到高興了。除了大陸出家的僧尼，凡是臺灣的出家人，不論男女，還沒有另一位能把俗名俗姓在戶籍簿上更改過來的哩！
靜思
北投，過去是臺灣的八大名勝之一，現在的臺灣，雖已不止八大名勝，但是，北投的稱為名勝，那是變不了的。
北投，這是我初到臺灣時的舊遊之地，但是，自從「保衛大臺灣」而改為「建設臺灣為全國模範省」之後，那裡的旅館、別墅、公寓、飯店、招待所，一年比一年地多，也在一年比一年地高，一年比一年地大。天然的溫泉，加上人工的修飾，公園裡的花草樹木，涼亭石凳，種的種、起的起、油漆的油漆，到春天來臨的時候，映山紅，到處都有，櫻花樹，笑靨迎人，如因懶得去陽明山，在北投公園，照樣可以欣賞到同樣的花景。
早期的中華佛教文化館
我在「中華佛教文化館簡介」之中，曾經這樣寫過：「北投為臺灣著名風景之區，尤以溫泉淳和享名於世。山青水秀，綠蔭遍地，花木扶疏，旅社林立，每至假期，遊人如織，盤桓其間，如入畫境。中華佛教文化館，即在此一畫境之內的公園區中，位於新北投溯溪而上的兩山之間。」
可見，我能在文化館出家，實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文化館本身的情形，我也在「簡介」之中這樣說：「由大陸來臺之東初法師於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開始興建，先有佛殿及客廳各一幢，繼於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秋季，影印《大正藏》正續兩編完成之後，復建印藏紀念堂二層樓房一座。故其既為弘揚佛法的道場，亦為美化風景的建築。」
除了庋藏好幾部《大藏經》及許多的佛教文物，還藏有《二十五史》一部。除了文化事業，還兼辦慈善救濟事業。其實，文化館是北投乃至陽明山地區唯一辦理文化慈濟事業的佛教道場。
終年不斷的潺潺溪水，從文化館的腳下溜過，遇到氣壓稍高的日子，或者是比較涼爽的季節，或者是每日的清晨，你會見到一群群、一簇簇、一條條的硫磺溫泉的蒸氣，像市集的炊煙，更像迷濛的焰火，婀婀娜娜地爬向空中，然後，在半空裡飄盪、起舞、幻變、消失。
從文化館一眼望出去，濃綠的大片樹林，雖在百尺之外，卻像伸手可及；那些紅牆綠瓦的建築物，嬌羞似地隱掩在綠蔭深處，巧妙地鑲嵌在山水之間，那是幽雅的，也像是神祕的。所以有一位居士去暫住的時候，要說：「這不就是極樂世界的景色嗎？」
出家之後的生活，要比軍中安定清爽得多，尤其是北投這個地方，有天然的溫泉，每天可洗一次溫泉浴，對於我的風濕背痛極有益，經過半年之後，背痛的感覺，已大為減輕。同時，在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的冬天，至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智光長老給了我一些錢，教我看了中醫，配了一付藥，吃了雖未有顯著的效果，但對我的身體的確有益。
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開始，我的事情並不多，在那年的春天，我連做朝暮課誦，每天將近有五個鐘點的時間在佛殿上度過，每天上下午各看一卷經，除了早晚課誦，我還禮一支香的大悲懺。故在那段時間中，我看了一部《華嚴經》、一部《大涅槃經》，然到夏天以後，就不行了，正看《大智度論》，看了二十多卷便看不成了。
以後我在文化館，沒有什麼好做的，但在時間上，卻是零碎的，要想靜下來看一部經，似乎非常困難。再說，我的健康，尚未復原，除了編雜誌，幾乎也沒有精神寫文章，好像也沒有什麼可寫的。經常胸悶頭暈，到了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的冬天，尤其畏寒，穿了很多衣服，還像沒有暖氣。有一次孫清揚居士見了我，認為我沒有寒衣，要布施我一件什麼的，其實，我是穿得很多了，身上就是不發熱。所以，要我一連覆幾封信，也覺得心裡慌慌的，頭腦空空的，手腕軟軟的。因此，有一次悟一法師問我：「你在軍中能寫許多文章，出了家，怎麼不寫了？」自從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冬季，悟一法師認識我之後，一直待我很好。但他尚不知道我已不能寫稿！
受戒．告假
當我出家以後，妙然法師教我看看沙彌律儀，以便做一個像樣的出家人。這一指示，對我非常受益。於是，我又知道我雖出家改裝，未受沙彌戒，尚是一個光頭白衣。我向東老人請示了好幾次，終於我在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農曆六月十一日的晚上，在新店的竹林精舍，禮請隆泉老法師，做了懺摩，十二日的上午，又到臺北的華嚴蓮社，請智光長老，為我授了沙彌十戒。我雖兩度出家，可是第一次改裝，皈依的儀式都沒有做，第二度披剃，也僅說了三皈。到此為止，才算是個合法的出家人。故在當時的感觸很多，便寫了一篇〈由我受了沙彌戒說到戒律問題〉11在《人生》上發表。
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過年以後，我即做離開北投的準備，故託星雲及浩霖兩位法師為我介紹高雄美濃朝元寺去禁足。因我有一個感覺，師父的文化館，乃是用功的理想處所，但是，其他的人可在那裡安心用功，我這個徒弟，卻有不同。雖然，文化館終年只有兩次法會，一是七月份一個月的地藏法會，一是臘月上旬七天的佛七，平常或者也偶有堂把外來的佛事，但總不是經懺門庭，比起我在上海的大聖寺時代，這實在是一個安樂境界。然而，有一個門戶，就有生活，有生活，就有必須的應酬，如果師父他老人家在裡裡外外地忙，縱然不叫我做什麼，我非禽獸，豈能安心？否則倒像我們對換了師徒的輩分。
我自知障重，到了三十歲時，才算真的跨進了佛門。本來，人到三十歲之後，正應放手做事，我則不同，三十歲前，在學業及德業，幾乎是繳的白卷，尤其是佛學及修持，我必須趕緊彌補。要不然，心願厭離，卻是脫不了生死的黑業，心願度眾，奈何又肩不起弘化的重擔。因此，我準備要離開北投了。
但我此時，尚是一個沙彌。
很幸運，我在八個月前，就已知道了道源長老要傳戒。到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農曆八月，我受了三壇大戒。現在，將我受戒時的大致情形，抄摘我「寫完戒壇日記之後」的幾段話，用來說明：
我的身體一向瘦弱多病，故於八個月前，得悉八堵傳戒之時，我便天天定時定數禮拜觀世音。一則懺悔罪障，一則祈求加被，以期如願受戒。我於來山報到的前夕，仍在吃藥。一到戒期之中，雖然經過「波蜜拉」颱風的襲擊，曾將我內外衫褲淋得透濕，然而竟未因此害病。以後感冒在戒期中普遍流行，我也僅僅受到輕微的感染，吞了幾片「傷風克」也就好了。
這是我極感欣慰的事。
戒場書記真華法師向得戒和尚建議，要我負責「戒壇日記」。得戒和尚也當面做此示意。
我來是為求戒，並非為來寫文章。
只想讓我多動身體，少動腦子，尤其不要動筆桿。
然而，我的初衷，並未得到戒和尚及書記師的同意。
乃至出家戒期圓滿之後，仍被留了下來。
最糟糕的，我又被開堂師父內定做了「沙彌首」，這當然是他（白聖）老人家對我的愛顧，但我知道「沙彌首」是出鋒頭的，也是最辛苦的。
但到最後，還是沒有辭掉。後來開堂師父向大家說了個受戒不要當班頭的故事，來安慰各班班頭，並使戒兄們體諒班頭的苦衷，且有四句結語：「受戒切莫當班頭，生活行動不自由，戒師罵來戒兄恨，含著眼淚向內流。」
好在戒師慈悲，戒兄友善，戒期終了，不知是否有人恨我，總還沒有挨罵。
正因如此，我就特別辛苦了！
但是，三寶加被，我在戒期之中，一直忙著，精神一直很好，沒有發生障難，沒有感到不安。尤其在以求戒期間，竟讓我寫下了將近十三萬字的一本「戒壇日記」。
在戒期中另有一點可記的是我這個窮戒子，既然當了沙彌首，卻又無錢打上堂齋，這在白公老人命定我做沙彌首時，我便首先提出，他老慈悲地安慰我說：「要你發心為戒兄們服務，哪還要你出錢打齋。我與戒和尚也都知道你沒有這筆打齋的錢，如果一定要你打，我們出錢為你打。」這太使我感動了。戒期圓滿，戒和尚道源長老，竟還倒賜了我五百元新臺幣，這是相等於一份書記職的犒勞。原來，他老要我寫戒壇日記，目的是要使我安心地受下這筆厚賜。可見，道老、白老，以及書記真華法師，對於我的厚愛了。在此期間，陪堂悟明法師、三師父淨念法師、四師父淨心法師等，無不對我分外地照顧，使我銘感不已。也許我就是叨了曾經出過家的光吧！不過，後來我才知道，有幾位戒兄，滿望會做沙彌首或班頭的，故也準備好打上堂齋的錢，結果，戒場選拔班首的原則是年輕、活潑、反應力快、學習力強，所以多半選的是幾家佛學院的學生，並未著眼於錢，因此，那幾位失望的戒兄，也就不打齋了，相對地倒是念著要我打齋。我雖不是學生，經濟力量則和學生差不多，終於由七、八個頭合起來打了一堂上堂齋。
戒兄之中，有這樣的人物，出家來求戒，還想出什麼鋒頭，這個鋒頭何用呢？這只能證明一點：那就是「放不下」。後來這幾位戒兄不是勞累殞歿，便是離僧返俗。可知，出家而不生起厭離之心，終不免仍在苦惱中打滾。
戒期由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農曆八月初三）進堂，至十月十二日（農曆九月初三）圓滿，整三十天。我是國曆十月五日（農曆八月二十六日）二十時四十分得比丘戒，一籤三壇共九個人，同時受羯磨得戒，這照律制而言，自是有問題的，然在我的心理上，總是受過一次戒了，由三師七證為我授過比丘戒了。
我被留過了七天的在家菩薩戒，至十月十九日晚上，始告假出戒場，返回北投文化館。
可是，回到北投住了幾天，覺得心裡很亂，因為我要向師父告假南下了。為了定一定心，我去新店竹林精舍誦了一個星期的《四分律比丘戒本》，為南下後閱律藏做準備。只是內心還是很痛苦，種種矛盾使我不安。因為師父只有我一個徒弟，我決心要走，使他非常傷心，他度我出家的目的，就是盼有一個親人在他身邊，而且他有一大套的遠景，希望我協助他實現，那麼，我的走，便是負恩無義！奈何我又不能不走。結果，我在我的日記上，為自己做了這樣的疏解：
徒弟不在師父座前服務，而要到別地方用功，這是不孝，但也真是無可如何，人與人間，現實與理想，總有一段距離，為了理想就不能遷就現實，遷就了現實勢必放棄理想。因此，我對東老人，雖抱懷恩之念，也負愧疚之心，正如我對我的父母一樣，父母生我育我，恩深逾海，我竟未有一個報恩的機會。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弟子，前者的給予，總要比後者的報答，多而又多。這種自然律則，亙古皆然，此也正是後人懷念前人的一大根源，後人縱然念念懷恩，竟又永遠無法做到恰如其分的報答。
我今此去，雖非違背佛法，我卻不想用大話來為自己脫罪，所以我不配說以度眾生來做報答師恩，即使我今此去，是為求法，我卻尚沒有資格借用佛陀的話說「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因我尚不知道能否學成一個夠條件說法度生的人。所以我只能做一個念念懷恩而又無以報恩的人。
我寫了這段日記之後，心情平靜了很多，故在十一月上旬，再回到文化館。
另一使我遺憾的事，是我負責編校的《人生》月刊，我的南下，便使《人生》停刊。我也萬萬想不到，一份發行了十三個年頭的雜誌，當它出了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十一及十二月的合刊之後，我就為它送了終，我自己成了這份刊物的「到頭編輯」！因此，我的離開，東老人是一千個不高興，但到最後臨走的前夕，我搭衣先在佛前及祖堂告了假，再向東老人告假時，他卻非常愉快，做了簡短的開示，並且賜我一疊鈔票。他老人家對我，畢竟是開明而又慈悲的。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二日，我提著簡單的衣單，再向東老人頂禮告假，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沒有說一句話，見我走遠了，我回頭看了幾次，他尚在門口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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