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15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童年和少年

一、無憂的童年

我的出生地是在江蘇省南通縣狼山前的小娘港，那是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的農曆十二月初四。但是，我對於出生地的情況毫無印象。因為，在襁褓中，也就是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發生了長江大水災，就把我的出生地一捲而光，不僅地上物下了長江，連土地也因為那一段的長江兩岸，南邊漲，北邊塌。在一有記憶的年代，就知道我出生的老家所在地，早已進入長江，離開江邊有數里之遙了。

據父母說，我們這個張氏家族，原住在長江出口處一個三角洲的崇明島腳盆圩。從「腳盆圩」這個名字看來，應該是海邊一個低窪的地區。因為一場大水災，就把我的高曾祖父，趕到了南通的狼山前。到我出生的時候，我家的近親也都住在南通和海門一帶，所用的語言，則還保持著崇明島的口音。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之後，這個家族，除了住於海門縣的遠房親戚之外，也都遷到了江南的常熟縣常陰沙，讓這個張氏家族，遍歷了滄海桑田的憂患。

直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過我們張氏家族的族譜，因為世代播遷，流離失所，既沒有三代或五代同堂那種大家庭環境，也沒有財力為張氏家族的祖先建一座宗祠。雖聽父親說過，我們張家有一本族譜，但是，卻沒見過，因我父親本人是不識字的文盲，所以也不重視。到目前為止，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名叫張希凡，祖母蔣氏，父親叫張選才，母親陳氏。雖然南通曾經出過一位狀元張季直是我本家，好像除了同樣是姓張之外，和我的家族攀不上關係。

我家到了江南，父母帶著我們六個子女，在被長江的水患洗光之後，到江南租到了七畝地，搭建了三間草屋，一邊做佃農，同時也做散工，來維持一家的溫飽。

當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已經進入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期間。在戰略物資的重點需求之下，記得我們鄉下，常常是一年種稻，另一年種薄荷；一年種豆，再一年種棉花，而不論種什麼，總是吃不飽。因為，除了地主需要租糧，軍隊亦需要軍糧。當時我只有十來歲，就必須要做童工，並且被軍隊徵去構築軍事工程。所謂「民不聊生」，還必須求生的淒慘景象，我都親眼看到了。但是，在兒童的心目中，並沒有太多的憂慮和不安，總認為人間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嘛！後來，漸漸地聽到了一些小說故事和大人們談論的歷史片段，才知道我出生的時代，正好是中華民族面臨著外有強敵環伺，內有軍閥割據的時代。而最不幸的是，日本軍閥的侵略，造成了中國全面的不安和動亂。我真是生不逢辰，趕上了兵荒馬亂的一個歷史過程！

我家窮，我們鄉間，就是有錢的人家也窮。因為，整個大陸普遍地都窮。我去看過地主家的宅院，不過是房子多些，占地面積大些，他們所擁有的糧食和衣物多些。但是，論其品質，也跟我們窮人好不了多少。當時，據說在常熟縣的境內，共有三位大學畢業生，我家地主的少爺，便是其中之一，我們鄉間都把他當成是現代的狀元。但是，到了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底，那個地主的家族，也迅速地沒落了。為了逃避鄉下的動亂和危險，到上海依附親戚的時候，竟然跟我的三哥坐著同一節火車的普通車廂。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張家這一族內，沒有出過一個讀書人。時代的環境不許可他們讀書，他們也無書可讀。我的上邊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只有二哥，憑他自修，能夠粗通文墨，其他四人則都是文盲。因為，當時沒有國民小學，只有私立小學和私塾，父母要把孩子送去讀書，必須賠上雙重的損失：第一，學校需要學雜費乃至服裝費；第二，孩子去讀書，就沒有時間去做工，也就是勞動力的損失。對於像我家這樣窮的一個家庭，實在無法負擔得起。

兒童時代，我是一個體弱而又智弱的低能兒，身體經常有病，據說是因為當我出生之時，母親業已四十二歲，一個鄉下的貧婦，早已沒有奶水，加上當時的食物，不僅粗糙而且稀少，所以營養不良。幼年時，成長奇慢，到了六歲才會走路和學會講話。九歲時，因為哥哥、姊姊們都長大了，已能幫助父母做工賺錢，才考慮把我送到附近的私塾上學開蒙。我還記得第一課上的是四句話，十二個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但是，它們的意思全然不知。那位蒙館的老師並沒有說明：「上大人」就是孔老夫子，他的學生有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位賢士。這是私塾裡慣有的教讀方式。

我前後一共換了四個私塾，原因有兩點：第一，那些老師的私塾，開開停停不能持久；第二，我家的經濟時好時壞，不能連續地供給我的學費，並且需要我去做工以貼補家用。

十二歲時，才算進入正式的小學。從三年級下開始，到第二年讀完四年級，由於年景不好，家境窮困，我便從此輟學，跟著父兄們到長江南岸的新生地築堤，做小工了。

二、無憾的少年

民國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依中國人的習俗，我已十四歲，其實，要到那一年的農曆十二月初，才滿十三歲。就在這樣的年齡，出於自願，而又被動地，出了家，做了小和尚。

我的家鄉，並沒有人出家，也沒有正式的寺院。所接觸到的宗教，應該是佛、神、仙、鬼混雜的民間信仰，也就是把信佛與拜神、祭祖、敬鬼，同等看待的一種風俗。譬如有人害了病，醫生治不好，就去求神、拜佛、問仙，或用乩童牽亡等巫術來幫助。我的老家原先雖然坐落在長江北岸，南通狼山廣教寺腳下不遠的地方，對於佛教的道理和內涵，還是一無所知。偶爾看到鄉間的鄰居和親戚居喪之時，會請和尚、道士、齋公、齋姑，念經拜懺，當地的習俗稱為「做道場」。對於當時的我來講，那好像是自從遠古以來，人們就是這個樣子做的，還沒有能力分辨這種風俗習慣的好與不好、對和不對。

可是，那一年的夏天，由於一位姓戴的鄰居，剛從江北狼山遊歷回來，經過我家的門口，遇到一陣大雨，進入我家躲避，一眼看到我，就想起了狼山廣教寺的方丈託他在江南找一個小和尚的事，便問我母親的意思。而我母親以開玩笑的口吻轉過來問我：「你想做和尚嗎？」我未假思索，也不知道什麼叫作「和尚」，就說：「好啊！當然想做！」雖然這使我的母親楞了半晌，還是應那位姓戴的鄰居所請，將我的生辰八字給了他送上狼山，以便山上的方丈在佛前請示。就這樣，到了秋天，我就被這位戴居士帶過了江，也帶上了山。

江蘇省的境內，長江的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連雲港的雲台山，僅在南通市的南郊九公里處，有五座山頭面臨著長江。它們的名字，由右至左是黃泥山、馬鞍山，狼山居中，其次是劍山和軍山。在五山之中，狼山靈峰獨秀，既被古來的兵家視為天然的江防要塞，又為蘇北各地的民眾看作佛教的進香勝地。有關狼山的資料和史料，在我的《歸程》及《法源血源》兩書之中，分別做了不少的介紹。最古的原始資料，則出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由總兵（要塞司令）王揚德編輯而成的《狼五山志》，共四卷，目前僅有北京廣濟寺圖書館珍藏一部（編號：六八三．二一；八一一三：一），是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狼山廣教寺發起的影印本。當我在狼山的時候，還見到我的師公藏有一套，可是在一九八八年回大陸訪問廣教寺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套書了。

狼山的歷史，始於唐高宗的時代，龍朔和總章年間（西元六六一─六六九年），有一位來自西域泗國的僧伽大師，到達狼山開基。然後經知幻禪師及當地的居士們建了大雄寶殿等，名為「廣教禪林」。所以直到現在，山上的正殿供的就是僧伽大師像，半山還有一座知幻禪師的塔。傳說僧伽大師坐化於唐中宗景龍二年（西元七○八年），在生之時，常顯神異，曾示十一面觀音像，所以後人以他為觀音的化身。因被唐中宗尊為國師，所以，他身後的尊號是「大聖國師王菩薩」。後來他的聖像是盤腿而坐，頭戴毘盧帽，身披大龍袍。類似這樣不僧不俗的例子，高僧傳中並不多見。

狼山的僧制，歷代都有變化，由全山統一的十方禪院，演變為七個房頭，分頭而共治的子孫寺院。當我上山之際，就是處於房頭的時代，而七個房頭只有一個大雄寶殿及位於山頂的大聖殿，為七家逐年輪流共管。民國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正好輪到我們第四房的法聚庵在山頂「當年」。

中國寺院的制度，若由十方來共住的僧眾之中，選賢與能成為住持者，名為十方叢林；由剃度的師父傳承給自己的徒弟和徒孫者，稱為子孫寺院。不過，早期都是十方叢林，由各級政府來負擔經費。在有了私建的寺院及自由的剃度情形之後，小規模的寺院就成了子孫相傳。狼山廣教寺，經過中國大陸政府的統治，尤其是在所謂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已經自然而然將全山整合成為一體，甚至於將南通境內所有的出家人也都集中到了廣教寺。所以，今後的狼山，在短期內，不會恢復子孫制度了。

狼山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山好高、人好多、香火好盛，和尚們也就很忙。因為那是一個香火道場，特別是正在山頂「當年」的時段，為了照顧各個殿堂的香火，所以顯得格外地忙碌。不過，到了那一年的冬天，蘇北常常鬧著新四軍和日軍之間的零星槍戰，山上山下都進入戰備狀態。日間，日軍上山挖戰壕；晚間，便衣的新四軍上山來慰問。山下附近的青年少豪，常常有人失蹤，也常常發現不明不白地遭人槍殺了。所以，香火一天不如一天，到了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農曆新年，山上已經是非常地冷清了。

我在狼山，一直住到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十月間，去了一趟上海，又回到了狼山，直到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第二度地到了上海，從此就再沒回到過南通了。我在狼山住過的時間，前後相加不足兩年。最後離開之時，狼山已被國軍連番地駐防，弄得只見軍隊不見香客，只見兵器不見法物，連門窗、桌椅，都變成了軍眷的床鋪和伙房的柴火。山上的僧侶，除了幾個已是六、七十歲的老僧，不願向外地流浪之外，年輕的和尚都已離開了狼山。我正好看到了狼山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落日景象。這使我警惕到佛法所講的世事無常，既痛心又無奈。可是，既然無常，盛者必衰，衰者未必就亡，救亡圖存，事在人為，我還是對於佛教的前途，抱著無限的希望。

我對於佛教的認識和反省，是在出家以後大約半年的時間，除了由世代的長輩，那是師父、師公、師祖、師曾祖的適時適地耳提面命，督導功課，同時還為我請了兩位老師，一位教《禪門日誦》，另一位教四書五經。前者，當然是出家的法師，後者，也是一位曾在狼山出家，後來考取秀才而還俗的居士。他們兩位都很認真、和藹，不僅教我唱誦和背誦，也解釋所有功課的內容。這使我知道了佛經不僅僅是拿來誦給亡靈做為超度之用，其實，應該是用來講給我們人類大眾聽，而照著去做的。孔孟之道可以治世，佛教的義理及其方法可以化世，若能互為表裡，一定可以實現世界大同或人間淨土的局面。只可惜，當時的佛教界人才奇缺，為死人超度的經懺僧還不算少，能夠講經說法、導迷化俗的人，則有如鳳毛麟角。狼山的僧侶，總算多半是讀過幾年書，甚至於有正在擔任小學老師的。可是，還沒有一位是能夠講經說法，並且受到遠近歡迎和尊敬的大德法師。我自己並沒有想到能夠成為那樣的人物，但是，已有一種不能自我控制的願望，就是要盡我自己所能，讀懂、讀通佛經，用來告訴他人。

無奈，我的求學歷程，崎嶇曲折，非常地不順。在狼山之時，雖有兩位老師教讀，但我必須要做一個小沙彌須做的事，除了早晚課誦，撞鐘擊鼓，還要清潔環境、打掃庭院、整理廚廁，乃至於種菜燒飯和為老僧們洗衣服、倒夜壺。所以，在那段時間裡，我學會了做為一個和尚所應具備的十八般武藝。雖然損失了讀書的時間，卻在實際生活方面，學會了「凡事自己做」、「工作無貴賤」的能力和觀念。

當我到了上海的大聖寺，那是一個純粹的經懺道場，每天夜以繼日地，除了為施主家裡增福延壽及超薦亡靈而誦經、拜懺、放焰口，再也沒有時間讓我讀書，寺中也沒有經濟能力來為我請一個老師教讀，因為當時的物價飛漲，而做佛事的收入，往往跟生活所需及寺廟的維持，無法平衡。這使我想到，國家和社會的動亂，跟人民生活的安定，有著絕對強烈的互動關係。國家社會是由人民組成的，人心浮動，社會則混亂，社會混亂，國家便不安。要想國泰民安，一定要從挽救人心做起，挽救人心，則須從教育著手。所謂教育，不僅是學校的一般課程，應重視於佛教的信仰，那就是用因果的觀念來安慰人心又鼓舞人心，也就是所謂：「欲知過去事，現在受者是；欲知未來事，現在做者是。」使每一個人都能安分守己，盡其在我，努力不懈。既不逃避現實，也不推諉責任，面對著一切的問題，用慈悲、用智慧，來糾正它、改善它。遺憾的是，佛教雖然是那麼地好，由於佛教沒有人才去普遍地弘揚，所以知道它的人很少，而誤解它的人很多，不知道要用佛教來救世救人的人更多。

就基於這樣的一個動機，我再三地要求我的師公上人，讓我出去讀幾年書。因此我在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的春季，便結束了大聖寺的小廟生活，開始成了同樣是在上海的靜安寺佛學院的一名插班的學僧。

追溯佛教寺院辦教育的歷史，應該是從佛陀時代開始。凡有僧眾聚集共住之處，必定有其每日定課，那就是經律的講說和討論，以及禪定的實修。所以，每一個精舍、寺院，就是一座學校。特別是到了玄奘三藏到印度留學時代，他所見到的那爛陀寺，有九寺、十八個伽藍，周圍四十八里，也就是世界佛教史上最大、最早的一所綜合性大學。那時候，曾經有過上千的教授、上萬的學生，在那兒做各種學派的研究和學習。例如瑜伽、中觀、真言、密教及各系的大乘佛法，分頭並弘。

佛教傳到中國，像鳩摩羅什三藏的譯經道場西明閣和逍遙園、玄奘三藏的大慈恩寺譯經院，都是集合了一時的高僧大德和社會俊彥，從事於翻經偉業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做分門別類的上課活動。直到宋明之際，寺院往往是士人舉子讀書的場所，甚至於宋明儒家的書院，學的也就是佛家的禪院軌式。

到了清朝，佛教中衰，原因很多：1.寺院不重視教育，2.社會知識分子普遍反對佛教，3.經過太平天國的洪楊之亂，中國東南十六省的佛教寺院，幾乎摧毀殆盡，淪為廢墟。所以，到了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撰《勸學篇》三卷，奏請光緒皇帝，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同時建議以廟產興學，將寺舍的十分之七移作校舍，寺產的十分之七移作教育。這樣的消息一出來，使得全國佛教界數十萬的寺廟，百萬以上的僧侶張惶失措，無以自救。因此，而有若干寺院的住持和尚們請求日本的保護，由日本政府向滿清政府交涉，提出了寺院自己辦學的方案。第一所便是由當時浙江天童寺的住持，請日本曹洞宗的學者水野梅曉，於光緒二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於長沙創辦的「湖南僧學堂」。接著，光緒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六年），由文希法師在揚州天寧寺，創辦了「普通僧學堂」。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八年），由楊文會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僧俗學生雖僅十數人，卻都是龍象之才，像僧眾的太虛、智光、仁山，俗眾的歐陽竟無、梅光羲等；由於經費關係，僅僅辦了兩年，但是，它對於民國以後的中國佛教，影響至為深遠。

所謂太虛大師的僧教育，以及歐陽竟無的唯識學，在僧界的人才培養和學術界的佛學的貢獻，幾乎同時出於楊文會這個系統，所以有人把楊氏譽為中國近代佛教之父。

到了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當我進入靜安寺佛學院的時代，全國有名可尋的佛教所辦的學院已有四十多家，其中有的僅辦兩年或三年就停了，至於教師的人才和學生的來源，特別是寺院方面的經濟負擔，都未能繼續地維持。

上海靜安寺佛學院，創辦於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的秋天，當時該寺正鬧著子孫派與十方派的糾紛，結果十方派占了優勢。因此力圖革新，整頓教育，以徵得社會輿論的同情。這個學院的師資陣容，應該是屬於太虛大師一輩的第二代。

當時，幾乎每一家佛學院的學生程度都是參差不齊，年紀大的可是三十多歲，像我，則只有十七歲；有的曾經當過小學教員，有的像我，只有小學四年級。課程大概是中學到大學的程度，英文和數學是高小到初中，國文是高中，佛學是大學。例如講《大乘起信論》、《梵網菩薩戒經》、《印度佛教史》、《八宗綱要》、《八識規矩頌》等，這些佛學科目，都是大學的課程。擔任佛學的教師，也有大學教授。我們究竟屬於哪一個程度，都說不上來。

對於這些課，除了國文、英文和數學之外，我都不容易聽懂。當我在狼山的時候，是從經典和課誦中理解佛法，比較容易懂。現在，從經過大師們消化、組織、發揮之後，思辨性、理論性的論典，以及有許多梵文音譯的特定佛學名詞的論著，就很難在很短的時間之中理解吸收了。所以，在最初的兩、三個月，我幾乎天天打算退學。希望看懂佛經，看通佛法，結果進了佛學院，大有望洋興嘆、不知從何著手的感覺。當時，並沒有人告訴我們，在印度的大乘佛教，有中觀、唯識、如來藏等三大系統，《八識規矩頌》的唯識思想，和《大乘起信論》的如來藏思想，究竟有什麼不同之處？中國的大乘佛教，有八大宗派：律、法相、三論、天台、華嚴、淨土、禪、密，它們之間又有什麼相異之點？老師們只是分別的介紹，沒有綜合的比較，使我非常地納悶。為什麼同樣是發源於印度的釋迦牟尼佛，竟然會出現了這麼多不同的觀點？我當然能夠相信它們都是對的，但是，究竟誰前誰後？孰高孰低？總該有個交代和說明才對！我把這個疑問告訴了年長而大家認為學問深厚的同學，所得到的答案是：「別管那麼多！法師們怎麼講，我們就怎麼聽，然後再照著去告訴別人就好了！否則的話，那還了得，頭都會大了！」這樣的答案，也正說明了當時佛教界的學習風氣，都還停留在傳統式的師師相傳的觀念之中，除了幾位大師級的人物之外，少有做比較研究的認識。

就這樣，我在靜安寺佛學院，一連住了五個學期。在三十多位同學之中，每個學期考試成績的排名，我都在第五、第六之前，這是我自己覺得安慰，也非常感恩的事。雖為靜安寺佛學院的學僧，也必須兼做經懺佛事，來維持我們的生活費及教育費。而我今日的這一點佛學基礎，主要是跟靜安寺佛學院有著很大的關聯，直到現在，我還非常懷念當時的學院生活，以及共同生活過的老師和同學們。

一九八八年春天，當我去大陸探親之時，也特別訪問了剛剛由政府的倉庫恢復為寺院不久的靜安寺。當年早晚課誦以及誦經拜懺的大殿，已遭回祿；當年的老師多半已經謝世，僅僅曾任金陵大學教授的本光法師、狼山的育枚法師，以及《弘一大師年譜》的作者林子青居士都還健在，但僅見到育枚老法師，同學之中也只見到三位，頗有人事全非的感觸！

在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間，陸續離開大陸而到達臺灣的老師和同學，共有十多人，其中包括如今已經謝世的南亭、道源、白聖等長老，以及現在臺灣任智光工商董事長的妙然和曾任臺北華嚴蓮社監院的守成，以及如今僑居美國的仁俊等法師。離開大陸的同學之中，有的已僑居國外，各自弘化一方，有的已經還俗或謝世。其中一位是正在臺灣擔任中國佛教會祕書長，並且籌建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的了中法師，則對近十年來的臺灣佛教界有相當的貢獻，使我非常地欽佩，也可以引為靜安寺佛學院的一份光榮。

我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顛沛流離、出家、趕經懺、求學、失學中度過。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正逢戰爭此消彼長，而國民政府的軍隊節節敗退，終於撤離大陸，退居臺灣。而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十五日，向二○七師青年軍的招兵站報名，第二天就跟了中法師，帶著一捲簡單的行李，和幾套僧服，同坐一輛三輪車，離開佛學院，向該師的通信連報到。

古人有「投筆從戎」的壯志，我們是「脫下僧裝換軍裝」。但是，還抱著強烈的願望和信心，認為國軍到了臺灣，重新整頓之後，將來一定會回到大陸，讓佛法重光，所以我還把僧服帶著。在此必須要加以補充說明的是：我的身體一向瘦弱多病，看來弱不禁風，所以在學院留守未走的同學多半勸我：「不要莽闖！以你的健康和體能情況，說不定到了軍中，不用三個月就會拖累而死，到那時，還說什麼弘揚佛法、護國衛教都沒有用了。」好在我向林子青老師告假的時候，他向我說了兩句話：「在大時代的洪爐裡，願你鍛鍊得更加堅強！」我也就在這樣的信念下，一直鍛鍊到現在，真要感謝他的鼓勵。

那時候，我的年齡是正好二十歲，以現在西方人的算法還不足十八歲。從十四歲出家到二十歲從軍，短短五年半的時間，對我來講，好像已有半個世紀。從一個一無所知的鄉下蒙童，而蛻變為少年沙門，再轉型成為青年的士兵。經歷了許多，學習了許多，成長了更多。這個時段，對我來講，既是憂患的歲月，也是我生命史中第一個黃金的時段。值得我回憶、懷念、珍惜，所以勞而無怨，苦而無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