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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全集》第六輯 自傳、遊記類|06-15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宗教與歷史

聖嚴法師

宗教與歷史

一、宗教戰爭

從中國佛教史的高僧傳記考察,凡是重視於戒律的探討者,也必重視歷史的事實,同時也會著眼於內外之分的宗教問題。例如唐之道宣律師,重視歷史,也重視戒律,所以留有三部不朽的著作:1.《唐高僧傳》,2.《四分律行事鈔》,3.《廣弘明集》。梁之僧祐律師撰有:1.《出三藏記集》,2.《弘明集》。《弘明集》及《廣弘明集》是蒐集跟護法有關的資料,包括儒佛之辨、釋道之辨、夷夏之辨。他們都飽讀經史,也博涉外書。目的是在護持佛法,伸張正理。

我當然不敢和先賢古德相比,但我發覺:佛教的環境已被教內教外所汙染和誤解,教內的人不知如何來宣揚佛法,住持三寶,也不知愛惜羽毛,反省檢討,糾正積習,重振法運;而外在的社會除了反宗教的唯物思想之氾濫,又有基督教挾著西方科技文明的力量,對中國的佛教,做秋風掃落葉式的破壞。例如近代學者蔣夢麟先生的一部名著《西潮》之中,就有這樣的看法。這真所謂內憂外患,佛教何得不衰,何得不亡。因此,面對佛教的內部以及基督教對佛教所採取的行動,我都相當重視。我在寫完《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之後,陸續又寫了三篇:1.一九五九年,我針對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寫了一篇〈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2.由於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風》雜誌,混淆了佛教和基督教的觀點,所以我撰寫了一篇〈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3.跟著又發表了一篇〈再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

我對於胡適思想的宗教觀,曾經說了這樣的幾句話:「從本質上說,胡適本人是反宗教也無宗教的,更是一位無神和神滅論者,他雖不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但他相信人除物質而外,並不再有所謂靈魂這樣東西,所以他要攻擊靈魂存在的觀念說:『宗教家往往說靈魂不滅……這種說法,幾千年來,不但受了無數愚夫愚婦的迷信,居然受了許多學者的信仰。』他又說:『東方人見人富貴,說他是「前世修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該如此」……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

我對胡適的宗教觀,反覆論證,說明佛教不是他所看到和想到的那樣。我說:「根據佛理,我們可以承認胡適所謂歷史的不朽和社會的不朽,但又能夠更進一層肯定了個人獨立價值(善惡行為的業積)的不朽,這才是一大獨立和一大自由。可見佛法沒有違背胡適,只是佛法超出了胡適的觀念……佛教本來就是一種智慧的宗教,也是人文化的宗教……尤其是原始佛教,人之學佛,首先要做好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至於基督教的香港道風山,是從南京的景風山撤退而改名的,是屬於基督教信義會的一個支派。他們曾經派牧師到佛教的叢林,如鎮江的金山、揚州的天寧,掛單、學禪、參禪、打坐,就像一個虔誠的佛教居士,然後把他從寺院所學、所聽、所見,而創設了他們的新團體,用基督教的觀念與信仰來解釋佛教,再用佛教寺院的生活規制和方式,來做基督教的靈修和祈禱。不知道他們的根本目的何在,不過確從佛教的僧團,吸收了大批的青年和尚,然後把他們訓練成為基督教的牧師。因此引起我產生了佛教前途的危機感。我的看法是,基督教徒盡可以傳教,為什麼要把和尚變成牧師,基督徒盡可以宣傳他們的聖子、聖靈、聖父三位一體觀,為什麼一定要把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解釋成為就是基督教的上帝、道、靈?我們可以容受基督教的存在,所以佛教徒常常以友善的態度,承認耶穌也是菩薩的化現,用他們的方式來度化需要他度化的人。可是,我們沒有必要說:基督教就是佛教,有了基督教便不用佛教。我們可以承認基督教存在的事實,但卻不能忍受佛教即將滅亡的事實。所以起而執筆,挺而論戰。但是掀起這場宗教戰爭的人不是我。

二、我寫基督教

我在臺灣南部的山中,總以為可以與世無爭,好好把自己活埋幾年的,所以,除了佛教的三藏教典及現代人的佛學著作之外,不看一般社會的報紙雜誌,沒有收音機,當然更不會有電視機,而當時的山中也沒有電話,甚至沒有電燈,真可謂過著遺世獨立、世外桃源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常,竟然有人好心地把天主教的《恆毅》雜誌帶到我的山中。其中有一篇文章討論佛教。同時又有人,把曾經在日本佛教大學函授部畢業的某牧師,所寫的幾本關於佛教的論著,以及輔仁大學的教授某神父所寫的幾本駁斥佛教的著作給我,那些既然是出於牧師和神父的手筆,當然對於佛教不會有正確的認識和公平的介紹。事實上,他們的目的和存心相當明顯,是引經據典地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針對著佛教的信徒,攻破信仰的城防。而當時佛教界能夠寫出那樣水準的文章,讀過那樣多經論的人,也真不多,所以他們看我還能夠寫幾篇文章,不僅佛教徒們希望我反駁,就是牧師和神父,也公然地在他們的雜誌上叫陣說:「佛教徒們也寫寫吧!是誰呢?」他們摩拳擦掌地向佛教界找出應戰的對手。

那個階段的煮雲法師,在臺南公園做過幾場基督教與佛教比較的公開演講之後,集成了一本小書出版。可惜,接著他患上了高血壓和糖尿病,常常頭痛失眠,再也不能應戰了。

另一位長老印順法師,本是基督徒出身,經過學佛三十年之後,竟然有基督徒到他的道場向他挑戰,向他傳教。結果,他寫了兩篇長文章:1.〈上帝愛世人〉,2.〈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又因為杜而未神父把佛教的信仰套入月神信仰的一類,又引起他寫了一篇〈東方淨土發微〉的長文章。

我在山中,本不希望多事,可是,基督徒竟來公然挑戰,我為了澄清他們的觀點,和說明佛教本身對於基督教的看法,也疏導一般的有識之士,能夠正視宗教的問題。我當然不希望也學著基督徒們入主出奴的心態來攻擊基督教,正如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我希望用客觀的資料來做公平的介紹。因此,就在一九六四、六五和六六年之間,陸續地寫成了一本書,分別交給幾家佛教的雜誌《海潮音》、《覺世》、《香港佛教》刊出。到一九六七年,交給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書名是《基督教之研究》。我在這本書的〈自序〉中,說明了寫作該書的動機、態度和目的:

由於基督徒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才使我對基督教發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本書。所以,本書的功臣,應該是攻擊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教正統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這一本書,在一九八七年被臺北的久大文化出版社,編列為該社「終極關懷系列」的第七本書。在它的封面上,用小字刊出我在書中所說的話:

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有如一副涼床,平掛在兩棵大樹蔭下;一頭是哲學之樹,另一頭是科學之幹。

上帝聯繫在哲學與科學之間,祂不是哲學也不是科學,卻是含哲學與科學的精髓;芸芸眾生躺在祂的懷中,即得到心靈的慰藉。像這樣的上帝觀,多數的東方人尚未懂得,自然也不易了解。

因此,久大的主編,又在該書的封底,給我加了幾行畫龍點睛式的短評:

基督教走出巴勒斯坦之後,千年來已建構出一座牢不可破的上帝之城;基督教的信仰天地,壁壘森嚴。聖嚴法師面對基督徒攻佛、破佛的挑戰,以理智的筆觸,解開不同宗教觀點的糾結,為寬容的宗教觀鋪路。

當我這一本書出版之後,有兩個極端的反應:1.佛教界感覺到鬆了一口氣,畢竟我們還有人懂得基督教,而不再害怕基督徒走進寺院送《聖經》發傳單了。有一位法師就把我的這本書的第四章〈基督教的「偉大」在哪裡〉抽印成為小冊子,贈送各寺院,專門為了等待基督徒來寺院傳教的時候,以此回贈。2.神父和牧師從此鳴金收兵,而卻引起了其他的基督徒把我視為眼中的釘、心中的刺。有的拿著我的書逐段地批駁,不是要我回答,而是要我熟讀,認為我根本沒有懂得《聖經》,也沒得到靈糧,所以當面要我好好向上帝懺悔。有的基督徒改在一般的報章雜誌,利用投稿的方式,挾嘲帶罵地批評佛教。

三年前,有一位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友,來皈依了三寶,見面就說他讀過我的那本書《基督教之研究》。我問他:「就是因此而改變信仰嗎?」他說:「不是,如果是基督徒看了那本書,只有反感而不會佩服。要知道,基督教的本質是重視於信者得救,有關於思想的、理論的,對他們沒有作用,如果他們不加以反省,不會改變信仰。」因此,我也告訴他:「我能了解。我那本書的對象,與其說是寫給基督徒看,毋寧說是為了佛教徒以及那些還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士而寫的。」

三、宗教比較

宗教,自有人類文明以來,就有宗教的需要和宗教的活動以及宗教的事實,它是人類最終的歸宿處,也是最早的原動力。因此,漸漸地,由各信各的保護神,而發展成為宇宙只有一個神的宗教。可見,唯一神的信仰,是從各信各的多神信仰會合的,因此,唯一神,不一定就是獨一無二,他應該是無數神格的總稱,不是否定了無數的神格,而由一神來獨斷宇宙的真理。

由於多神信仰的多元化,所以顯得繁雜而迷信,又由於一神信仰的獨斷、排他及征服性,使得宗教與宗教之間,互不相容,這都不是宗教的正面價值所在。可悲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人與人之間,不僅為了物質生活的條件而爭,也為精神生活的信仰而戰。每一個宗教所信的神明,都告訴他們的信徒,真神和善神只有一個,就是他們自己所信仰的。此外,不論信仰什麼神靈,無一不是邪教和魔鬼。因此,也把自己所信宗教以外的任何宗教的信徒視為魔鬼的肢體、魔鬼的化身、魔鬼的代名詞。這都是因為肯定自己所信的,而否定了他人所信的。只想知道自己所信所行是什麼,拒絕知道其他宗教所信所行是什麼。於是,宗教信仰,原本是為人類帶來幸福,結果,由於不同的宗教之間的互相敵視,而為人類帶來災難。這樣的事實,我們在基督教的《新約》及《舊約》中看得非常明顯。新興宗教和傳統宗教,本地宗教和外地宗教,自族宗教和他族宗教之間,不斷地發生殺伐,不僅是語言的、理論的,而且是行動的,往往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直到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還有些宗教和政治的狂熱分子,高喊發動「聖戰」的口號。

如果不同的宗教之間,能夠互相尊重,彼此了解,減少猜疑,減少敵視,彼此觀摩,彼此學習,取長補短,世界的人類,才會真正地從宗教的信仰得到和平與幸福。佛教徒,一向就有這樣寬大的心量。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常教誡弟子,要恭敬供養佛教的比丘、比丘尼,也要供養印度原有宗教以及新興宗教的沙門、婆羅門。在思想、觀念和作法上彼此雖有出入,要讓弟子們知道所謂內外之分,那是為了保護佛弟子的信心,不在於攻擊其他的宗教。就是對於從其他宗教改信了佛教的人,佛陀也告示他們,照常要對以前所信的宗教師們,供給生活的所需。供僧是美德,供養所有一切宗教修道的人,也是善行。

佛教到了中國,一直都受到儒、道二流的學者們所攻擊排斥。但是,做為一個佛教徒,卻能容忍儒與道,甚至唱出三教同源之說。在佛教方面,採取援儒入佛、援道入佛。到了宋明時代,儒家也就援佛入儒,佛教並沒有要否定儒及道二派,而是把它們解釋為能跟佛教相通的人文基礎。這就是佛教先接收了中國的文化,然後被中國的文化所接受,形成了中國文化儒、道、佛三大主流之一。

我就基於這些認識,除了研究基督教,而寫基督教之外,也著手蒐集世界有關各種宗教的資料,並且主張各宗教的信從者,都應該有比較宗教學的常識。我也希望能夠編寫一部這樣通識性的概論書,提供大家參考。到了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的書還沒有著手編寫,高雄壽山佛學院的院長星雲法師,已經為我在他們的佛學院,開了這門比較宗教學的課。

就這樣,我根據當時能夠蒐集到的中日文以及由外文翻譯成中文有關宗教的書籍和著作,邊教邊寫,在半年之中完成了一本書,命名為《比較宗教學》,然後於一九六八年交給臺北的臺灣中華書局出版,有二十萬言。那一本書,分成十章:1.原始宗教,2.未開化民族的宗教,3.古代民族的宗教,4.印度的宗教,5.中國的宗教,6.少數人的宗教,7.猶太教,8.基督教,9.伊斯蘭教,10.佛教。我自己並不滿意。

我對它不滿意的原因有二:1.我沒有做太多的比較研究,只有做了一些歷史關係、背景關係,及其源流的探索和展現的說明。2.我懂的外文太少,也可以說根本沒有辦法運用到更多外文的資料。到當時為止,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另有人已經寫過更好的比較宗教學的書,也不知道除了本書所說的,還有多少宗教被我遺漏了。在那以後,常常希望再寫一本,可是,轉眼間已經是二十四年了,還沒有時間再碰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在國內的市面上還沒有發現一本比它更好的宗教學入門書。因為我的事情太多,而且逐年衰老,再寫一本的可能性,相信已經沒有了。

四、世界佛教通史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注意戒律的人,自然而然會注意歷史。研究戒律,事實上不能離開歷史。戒律的本身,是關係僧團的活動,僧團活動的延續,就是佛教的歷史。如果先從佛教的歷史入手,也很容易去注意戒律,因為佛教的歷史是由各個時代的傑出的僧侶所留下的事蹟。凡是持律謹嚴或者制度井然、管理得當,便會培育出優秀的僧才,也能夠獲得十方的敬仰,而向他們團聚,隨他們修學。因此,重視史學的高僧,會對戒律也能夠兼顧。

我本人,不算是律師,也不是史學家。只是,在發現近代佛教衰微的原因之後,就想溫故知新,希望從歷史的軌跡,得到啟發,如何來開創明日佛教的前途。同時,我也發現,佛教發源於印度,經過二千五百多年的流布,源遠流長,而且流派縱橫。好像是源頭的活水,挾著沿途的泥沙,向各處奔流,經過黃土高原變成黃河,經過黑土變成黑水,經過白土,就變成白水。哪一些才是源頭的本來面目?哪一些算是由各地區、各時代附加的異執?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佛教有南傳、北傳之分。北傳的又有漢傳、藏傳之別,漢傳的又有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的各化一方,中國又有十宗、八宗之說,僅僅中國的禪宗,又有五家七宗的門風,這真是千頭萬緒。到了今天,必須要有一個世界性的共同觀念,得有共同運作的現代佛教出現。否則的話,南、北傳的相互頡頏,漢、藏佛教彼此對峙。從日本佛教看中國,中國的佛教已經僵化;由中國佛教看日本,說他們已經俗化。不僅不能夠將佛法發揚光大,而且互相將彼此的努力抵消,殊為可惜。因此,我發願要寫一本世界佛教通史,編寫一部一百萬字上下的《世界佛教通史》,分成上、中、下三冊,計畫之中,上冊包括印度、西藏、日本部分,中冊包括東南亞各國及歐美部分,下冊包括西域、中國、韓國部分。希望以教團流傳史為經、教派思想史為緯,讓讀者們看了這部通史,能夠脈絡分明,一目瞭然。在什麼時候發生了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又在什麼時代對佛教的根本精神,做了反顧之後再發展。我們就可以掌握到佛教的源流,在多變的情況下,還有不變的基本原則,那應該是各宗、各派、各時代、各地區所共同遵守的軌範。否則就不成其為佛教,而應該叫作「外道」。

類似的世界佛教通史,不僅中國沒有人寫過,就是現代世界各國包括日本在內,也沒有人寫過。雖然到了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日本的立正佼成出版社,發行了一套共二十冊的《亞細亞佛教史》,其中只有印度、中國和日本,欠缺西藏、韓國及歐美。因此我從一九六六年起,著手編寫印度佛教史,接著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韓國佛教史、越南佛教史。可惜到了一九六九年春,負笈東瀛,去日本開始了留學僧的生涯,另一個必須要荷槍實彈、短兵相接的戰場,等待著我。我必須擺下所有原來的計畫,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碩士及博士的必須課程,以及必交的論文。

當時,我還計畫讀完最高學位之後,繼續再寫世界佛教通史。所以,在一九六九年八月,我把這一部書的上冊部分的原稿,交給臺北的臺灣中華書局出版,就是命名為《世界佛教通史》4上集。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問我中集和下集在哪裡?是不是也像胡適之一樣,他的《中國哲學史》寫了上冊之後就沒有了下文?我一想到這件事,總會感到耳熱臉紅,真是能說不能行。實在說,不是我不想寫,而是因緣逼我停了筆。好在,我已完成了將近四十萬言,而且也翻譯了一本日本學者野上俊靜等五人合撰的《中國佛教史概說》,於一九七一年交給臺北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進入了王雲五先生主編的「人人文庫」特二○九號,總算聊勝於無。對於我自己,對於讀者,還是提供了不少的方便。特別是我的《世界佛教通史》上集,已被目前中國大陸各佛學院做為教科書用。我真但願有朝一日,能夠靜下心來了我未滿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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