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十四年 ／ 西元一九七五年
聖嚴法師四十六歲
這篇論文，我寫得並不痛苦，卻很辛苦，花費的時間相當多，被我麻煩的人也不少。每隔一週，拿著我寫好的稿子輪流地去拜訪兩位指導教授，面對面地讀，經過三易原稿，花掉兩位教授的時間相當可觀。
為了我的論文日文文字的潤飾，也麻煩了好多位日本的老師和同學，一共七位，他們都是我的好友，其中的桐谷征一先生，幫忙最多，不僅將整部論文校讀修正，還幫助我在組織結構文字觀點上的改進，也因此而陪我去箱根風景區日蓮宗關係的渡假中心，享受了三天的半價優待；我們兩人就關在房間裡整整三天。那三天之中，除了吃飯、喝水、睡覺，沒有任何事的打擾，就專心一意地來看我的論文。（〈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29-130[法鼓全集2020] ）
審查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由教授會議裡推選出適當的專家三到五人，專案審查，然後在大學院（研究所）的文學院、東洋史、佛教學和日蓮宗宗學的全體教授給予口試通過。另外一種屬於責任制，由正、副指導教授簽名推薦證明這篇論文已有申請博士學位的水準，然後再經過全體教授會議的通過。我是被指定為第二種方式。因為在日本，指導教授對於所指導的論文是負全責的，如果水準不夠的論文而被證明通過，對於那位指導教授便非常不利。我的正指導教授，前後有兩位，坂本幸男和金倉圓照，都是當時日本學術界權威性的長老，而金倉圓照博士，也是日本學士院的會員，乃是國寶級的人物。我的副指導教授野村耀昌博士，是中國佛學的專家，著作有十多種。（〈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27-128[法鼓全集2020] ）
他們兩人都對我的論文有相當高的評價。那份審查報告書的初稿，是由野村博士起草，當金倉博士看完之後，又加上了更多、更強調的嘉評，這在野村先生看來也覺得意外，因為金倉先生的治學態度一向謹嚴，能夠對我如此，這是我的殊榮。（〈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28[法鼓全集2020] ）
我在日本的北陸地方，也參加了他們的冬季禪七，吃得非常簡單，早上是黃蘿蔔、稀飯，中午是白米飯、味噌湯及一碟小菜，晚上只有點心，沒有正餐。依一般的標準來說，是營養不夠的，特別是這樣寒冷的冬天，卡路里也是不夠。妙的是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四點起床，室內沒有暖氣設備，室外牆腳又是人把高的積雪，好在有兩層紙壁，戶外的寒氣不會直接侵入，而墊的就是榻榻米，蓋的是一條被子，既短又窄，雖然夠厚，卻不能夠讓人仰起來睡，躺下之後就不敢動，如果怕冷，就是起來打坐。頭幾天每天想走，看看日本人都沒有要走的，我這中國和尚要走，非常丟臉，還是一天一天挨了下來，到最後習以為常，我還是很喜歡那樣子的修行方式。（〈日本佛教的面面觀〉，《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98[法鼓全集2020] ）
法師在日本打過幾次禪七。打的是龍澤寺派新興的禪法，名義上屬於曹洞宗，其實是融合了曹洞與臨濟兩宗之長，並不只是只管打坐或默照，而是教人數息、參公案。
法師曾於龍澤寺派東京東照寺及北陸的禪堂分別打過禪七，主七禪師是該寺派原田祖岳的傳人伴鐵牛。
未見面之前，伴鐵牛禪師對聖嚴法師苦讀用功的聲名略有所聞，聽說這位中國和尚即將得到博士學位，心中大不以為然。開示時，一再強調讀書人的知識障有礙開悟，與禪宗不立文字、不可言詮的主張背道而馳，認定法師擺不下一腦子知識學問，無法參禪。
小參時，伴鐵牛手中的如意直朝法師揮過去，一邊還質問他：取得博士學位，做什麼喔？法師表示學位只當工具，嚇唬人的，沒別的意義。主七和尚臉色這才稍稍緩和。後來又聽說法師曾在山中閉關長達六年，伴鐵牛禪師以後開示，再也不敢一味地指桑罵槐了。
法師到東照寺北陸禪堂打冬季禪七，伴鐵牛禪師對他的再次到來，頗為詫異。天寒地凍，零下二十七度的大寒天，禪堂沒有暖氣，室外牆角是人多高的積雪，有兩道紙糊的窗子，中間隔一尺多寬的走道。（〈第六章 負笈東瀛〉，施叔青，《枯木開花》，臺北：時報文化，2009年2月12日二版九刷，頁149-151；另參見：〈我的修行與傳承〔六〕承繼臨濟與曹洞法源〉，《法鼓》，144期，2001年12月1日，版5）
十二日上午，整個大學院的氣氛有些緊張，因為有二十來位教授要給我的論文做口試，連金倉和野村兩位指導教授也有點緊張。審查結果，主席宣布全數通過。當時最高興的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兩位指導教授，馬上站起來向大家道謝，並向我道賀。這項論文口試的會議，竟是如此順利。（〈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28-129[法鼓全集2020] ；〈拿到博士的那一天〔上〕〉，《法鼓》，58期，1994年10月15日，版2）
（見〈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4）
第三次北陸打禪七，法師已獲得博士學位，他跟伴鐵牛禪師報告即將離開日本，到美國傳法，卻擔心不懂英語。
「那些學者才需要語言，必須會英語，」伴鐵牛禪師告訴他：「我們不需要，別擔心。」這位著名的東洋禪師的話語，令聖嚴法師頗感受用。（〈第六章 負笈東瀛〉，施叔青，《枯木開花》，臺北：時報文化，2009年2月12日二版九刷，頁152；另參見：〈我的修行與傳承〔六〕承繼臨濟與曹洞法源〉，《法鼓》，144期，2001年12月1日，版5；〈參禪法要〉，《禪門修證指要》，法鼓全集4輯1冊，法鼓文化，頁249[法鼓全集2020] ）
（法師）離開中國大陸時，還不夠資格進禪堂修禪，高雄美濃山中閉關六年，自己以打坐為日課，有過奇妙深刻的種種體驗，然而，真正打禪七，對禪堂的作息規範、宴默棒喝有所體會，還是到了日本留學後，也難怪有人以為他教的是日本禪。
「其實我在美國教的，雖然名之為禪，」法師說明：「但它既不是晚近中國禪林的模式，也不是現代的日本禪，我祇是透過自己的經驗，將釋迦世尊以來的諸種鍛鍊身心的方法，加以層次化及合理化，使得有心學習的人，不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資質厚薄，都可以獲得益處。」（〈第七章 禪法隨眾攝化〉，施叔青，《枯木開花》，臺北：時報文化，2009年2月12日二版九刷，頁167）
我在另一方面，雖學過日本禪，卻不想以日本禪為依歸，教的也不是日本的那種模式，我得到日本禪師的恩澤，仍希望是中國禪宗的正統。（〈參禪法要〉，《禪門修證指要》，法鼓全集4輯1冊，法鼓文化，頁250[法鼓全集2020] ）
（〈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10[法鼓全集2020] ）
過了一個月又五天，在同年的三月十七日上午，我在立正大學的校長菅谷正貫博士的辦公室，約了我的兩位指導教授以及學校裡的幾位高級行政人員和大學院的祕書，舉行了一個茶會，每人一份蛋糕，一杯咖啡，吃過之後就舉行頒授「學位記」（授博士學位證書），從此我的頭銜就變成了「文學博士張聖嚴」。校長沒有講什麼話，只是宣讀了學位記的內容，最後說了一聲：「恭喜！」把一張文憑交到我的手上，大家鼓掌之後，典禮就算完成。既沒有盛大的典禮，也沒有博士袍和博士帽穿戴，所以當天我是以一個比丘的姿態，盛裝出席，整整齊齊地穿上我的僧袍，披上我的袈裟，以表示對於三寶的感恩和對比丘身分的珍惜。典禮結束之後，看到校長室內掛著一幅日蓮宗的創始祖，日蓮上人畫像，便深深地向他拜了三拜，感恩在他的宗派門下所設的學府，完成了這項最高的學位。（〈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30[法鼓全集2020] ）
（〈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10[法鼓全集2020] ）
此項學位的取得，當然是我在未來日本之前，未曾夢想到過的奇遇，已故的坂本幸男博士勸我繼續攻讀，同時也得到了瑞士來的善款資助。正由於在接受了善款資助之後，便增加了我的責任感，使我認真切實地在東京做了六年的老學生。
我在留學日本以來的六年之中，除了應該感謝如上的三位教授（案：指前後三位指導教授：坂本幸男、金倉圓照、野村耀昌三位教授），另一值得慶幸的是得到了立大年輕一代學者們的誠摯的友誼，比如桐谷征一、坂輪宣敬、三友健容、仲澤浩佑、北川前肇、庵谷正享等人，都是在學術界極有前途的青年，他們在文字的潤色方面，都從百忙中給我幫了不少的忙。（〈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03-109[法鼓全集2020] ）
在留學日本六年以來最足以自慰的事，並不是取得了最高的學位的榮譽，乃是我以一位已經受到若干尊敬的講經法師身分，又以不惑之年的歲數，甘心並且安心地做了一個平凡的留學僧。我認真切實地在東京做了六年的老學生，也使我讀了相當數量的三藏教典，同時也學會了治學的方法，以及成熟了我對於中國佛教和佛教思想的認識。此對於個人的生死問題，或者無關緊要，對於將佛法做合理化及現代化的展望而言，毋寧說要比信仰行為的傳播，更為切要。換句話說，學術的佛教，是信仰的佛教的外圍體系，以學術為接引的方便，始不被視為迷信。以信仰為核心的目標，庶幾不致流為世間的學問。
以歷史的方法論來研究佛教教義的變遷消長，已是近代世界的共同特色。作為一現代的佛教學者，應把信仰和學術分成兩個層次，尤其是一個僧侶身分的佛教學者，在治學的責任上，宜對知識做忠實的研判，在信仰的傳播上，宜對信眾做自內證的宗教經驗的引導。前者是研究室的態度，後者是佛壇上的態度。前者是第二義，後者是第一義。兩者看似矛盾實則一貫。若將此兩者混淆了的話，我們的學院佛教，勢將永無成立的希望了。（〈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01-117[法鼓全集2020] ）
（〈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12[法鼓全集2020] ）
在我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首先向我國政府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報告，馬代表因此而在三月二十九日，特假東京六本木的中國餐館「隨園」，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不久便收到了教育部、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救國團等三個單位聯合邀請的函件，徵詢我的意見，能不能回國出席會議。就這樣我便成了一九七五年被政府邀請回國出席國建會議的一百二十位海外學人中的一員。（〈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32[法鼓全集2020] ）
以往，國內流傳著：凡是留學日本而攻讀佛教課程的僧尼，得到了學位，政府也不承認，所以佛教界的前輩們對於資助青年留學日本的事，總是抱著觀望態度的多，甚至我已得了博士學位，國內教界的反應也不太起勁。所以我正好趁此機會，現身說法，我希望證明一個事實：留學日本而有了成就的話，政府是沒有理由不承認的。
同時，我曾對於近世中國佛教義學人才的缺乏而提出過警覺性的意見，因為義學不振以致不易使得知識分子接觸佛教和接受佛法，這次能有機會參加海外學人的行列，回國出席國家建設研究會，正可以顯示佛教的知識水準，更可為僧侶的知識程度，向國內外的中國人，做一次事實的說明。雖不能奢望因此而吸引多少人信仰佛教，至少可用這一事實告訴教外的人士，中國佛教正在走向時代化的知識領域，而使人們一新耳目。所以我毅然地接受了邀請。（〈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19-120[法鼓全集2020] ）
故總統蔣公崩逝，老人在大殿上為蔣公立了牌位，自己則默默在祖堂裡誦經追思，並帶我到國父紀念館瞻禮蔣公的遺容，老人是當時人也，對蔣公的素行也有所了解，為了維護我國的文化，及不使事實被抹殺，日夜趕寫蔣公對佛教的態度及貢獻，而在短期內完成《蔣總統與佛教》一書。（〈追念孤傲的老人─東初老和尚〉，慧嚴，《東初和尚永懷集》，東初老人全集7，臺北：東初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頁134）
博士學位的文憑到手之後，工作並沒有完成，那就是要把論文在日本出版。因此，我必須在東京繼續留下，一邊張羅出版的經費，同時接洽出版的公司。學位的論文，除了專家學者及學校圖書館收藏之外，不會有多少銷路。到了四月，終於接洽好東京山喜房佛書林，跟它的負責人淺地康平氏談妥，出版五百冊，我必須買下其中的一半。它的訂價是每冊八千五百圓，打七折，結果我付了他一百五十萬日元。這一筆錢是從我歷年的生活費節省下來，加上美國沈家楨居士及他好友沈嘉英先生，還有臺灣的南亭法師也幫了我一些。日本出版社出書的水準很高，要求相當認真。經過半年的時間，直到當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才真正地出版問世。（〈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31-132[法鼓全集2020] ）
我要在日本出版該書的最大理由，是希望讀不懂現代漢文的日本佛教學術界，知道現在的中國僧人之中，也有人在從事於佛學的研究工作。因為在日本的佛教學術界，除了極少數人，尚知道有過太虛大師其人之外，連印順法師的名字，也絕少有人知道。所以把近代的中國佛教忽視了。我們的最大弱點，是未能用外國語文來撰寫，以致外國的學者們由於不了解我們，而忽略了我們。（〈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60-162[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21-122[法鼓全集2020] ）
我為什麼不先直接回國，竟然跑到離祖國更遠的美國來了？這可說是因緣的巧合，促成了我來美的事實。僑居加拿大的詹勵吾居士發心對其自置的一塊農地，施捨作為世界性的佛教道場，他將那塊土地命名為龍山，但因年事漸高，不能親躬其勞，建築規畫，均需另外找人。他希望我能為他的龍山提供意見，假如可能的話，也盼我承擔這個道場的籌建工作。我坦率地告訴他，我不是虛雲老和尚那種祖師型的僧人，創立大道場，更非我的能力所逮。但是詹居士仍盼我能去加拿大做一次訪問，並且為我在多倫多大學安排了邀請我去講演的節目。如果覺得可以，不妨先在那裡的大學中擔任教職，然後相機發動籌建龍山國際佛教中心的工作。我為表示報答他的美意，故於學位完成後，即進行赴加國的簽證手續。結果因為加國與我國無邦交，直接簽證頗不容易，因此，給美國的沈家楨居士寫信，商請以他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出一紙邀請書，先到美國做數月的研究訪問，再去加拿大。沈居士的回信，則建議我一開始便辦宗教師移民的手續，就這樣，我便辦了來美的手續。
在我辦理來美手續的階段，清度法師的亞洲佛教善鄰會正好幫上了我的忙，他給我出了僧侶身分以及佛教傳教師資格的證明，使我順利地取得了美國駐東京領事館的移民簽證。各種英文文件的處理，則由張可炳先生代勞打字填寫。
我的赴美簽證是相當快的，前後不過三個月，其間尚由於我一時無法提出有關出生證明的父母姓名的有效文件，而耽誤了一個多月，美國佛教會給了由其會長敏智老法師簽署的聘書，以及其副會長沈家楨居士寄到的生活保證書之時，我的赴美即成了定案。（〈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63-168[法鼓全集2020] ）
為什麼我不先回國，而要先來美國？這是很難解答的問題。我在取得學位不久的時候，曾給好友幻生法師寫信，說我好比處身於沒有汽車可開的環境中，雖從外國考到了駕駛執照，也等於沒有一樣。以我自己的考察及考慮所得，目前回國是不切時宜的，也是無法做出任何像樣的事業來的。不如趁我尚有一股求學熱忱的時候，再到美國住幾年、學幾年英語，將來的我，不論在東方或西方，在國內或國外，最起碼的英語能力是必須具備的。在國外磨鍊數年之後，再回祖國，那時的力量也許會大些。（〈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64-165[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20[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20[法鼓全集2020] ）
最希望見到我的人，我想應該是我的剃度恩師東初老人，所以出了機場，便叫計程車直駛新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我這次回國，在他而言，「望子成龍」，我總算沒有為他出醜。在我而言，「揚名聲」的目的，是為了「高顯父母」的教養有方，以作為報慰師恩於萬一。恨我今天的一點小成就，已無從換得雙親的歡心，卻仍有幸得到了恩師的歡慰，恐怕是我有生以來最大而且最值得高興的事了。因此，當我通過學位的那天，在東京斗室的觀音聖像之前跪著痛哭了一場，回到祖庭之後，又關起房門來痛哭了一場。當在面臨任何困難的時候，我除了堅定信心之外是不會恐懼，更不會流淚的。當在受到責罵和批評的時候，我除了耐心地聽和虛心地想之外是不會灰心，也不會流淚的。但當完成或滿願了一樁困難的事情之時，卻無法抑止流出感恩和感激的熱淚來了。（〈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3-154[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21-123[法鼓全集2020] ）
（〈敬悼煮雲法師〉，《悼念．遊化》，法鼓全集3輯7冊，法鼓文化，頁75[法鼓全集2020] ；另參見一九六九年譜文）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4[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24[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25-136[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5-156[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35-149[法鼓全集2020] ）
我提出一項建議，希望教育部考慮於大專院校中設立宗教研究所或研究室，同時在大專的課程中開一門比較宗教學的必修課，以期促使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相輔相成地平行發展。
國內的圖書數量既然如此貧乏，有的圖書可能全國僅有一冊，而此一冊存於何處，可能誰也不知道。如果全國各公私立圖書館的所藏圖書，有了一部統一性的聯合目錄，對於要利用圖書的研究者而言，就便利多了。在座的人員聽了我的議論，無不表示欽佩，此項建議，便成了我們小組的第一條紀錄。（〈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36-140[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42-143[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43-145[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45-149[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49[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4-155[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6[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6-157[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8[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6-157[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7[法鼓全集2020]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7[法鼓全集2020] ）
（〈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59[法鼓全集2020] ）
在會議中也讓我接觸到，並且認識到好多位政府的高層官員。一個和尚以海外學人的身分，在國內的電視及報紙等媒體，一連出現了幾天，使得國人對於僧尼的觀感，煥然一新，對於佛教的形象，也是一大轉捩。
不過佛教界對我的反應，分成兩個極端：若干居士認為僧中出了一位博士，而且是海外學人，佛教可以「出頭天」了。另外一類人士則說：做了和尚還弄一個博士的虛名，有什麼用呢？所以，除了東初老人及少數長老法師和老居士們，對我的回國，表現得相當熱忱之外，一般而言，都持觀望的態度。
事實上，我在那個階段，能做的不多，正像當時有一位我在上海讀佛學院時代的同學，寫信對我說的那樣：「你老兄是在國外學會了駕駛技術，也考到了駕駛執照，可惜我們國內，沒有汽車讓你開，奈何！」雖然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希望我回國辦教育，那又談何容易，因我根本不知道要從哪兒著手！所以在會期結束不久，我又返回了東京。正好美國的沈家楨先生，邀請我赴美國弘法講學，就以這樣的因緣，我便在當年的十二月十日，離開了東京，就到了美國。（〈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33-135[法鼓全集2020] ）
（43期）。（今收於〈一位出家人的表白〉，《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86-192[法鼓全集2020] ）
（今收於〈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18-158[法鼓全集2020] ）
（見：〈1975.11.14日記〉，道安法師，《道安法師遺集》，第十二冊，頁3435-3436）
明朝末年，實際上的中國佛教，可以說是以禪宗為中心的佛教。明末的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雖然並不是一位傳統的禪僧，但他卻依從禪師剃度出家，亦曾參學禪悟之道，而了然於佛教思想的恢宏，終其一生，都是實踐於佛教生活的行持。
就以往的研究所示，認為智旭是明末的一位傑出天台家學者，從事於中國近代天台學研究人士，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智旭作等閒的處理，但也絕對不可以只把智旭作為教學的研究者來看待。他的真實骨格架構，毋寧說是偏向以信仰為本色，與真誠地實踐於佛教生活的一面。
觀察他的整個生涯，其在佛教生活的實踐行履方面，是以《梵網經》為中心的戒律主義者；但在佛教信仰方面，是依據地藏經典群的《地藏菩薩本願經》和《占察善惡業報經》，更於教理哲學思想方面，則是以《楞嚴經》為中心的。智旭曾明顯地表示其本身的基本立場，卻是宗述《楞嚴經》為主的禪者。既如上述，筆者心目中所見到智旭，與歷來傳言中所評述的天台宗學者的智旭觀，卻有著顯然的不同。綜上所述，從智旭思想的整體立觀，他不只是明末不世出的思想家；更是一位傑出的佛教信仰修行者。這一點，在構成本論的因素上，尤其是決定性的主要成分。而在內容上，就智旭的著作，不只是在探索智旭的教義理論層面，也有必要從該一時代的歷史背景、自然環境、地理因素，以及生活型態、信仰行為等，各種角度去廣事論究。（〈《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自序〉，《書序》，法鼓全集3輯5冊，法鼓文化，頁165-168；另參見：〈拿到博士的那一天〉，《法鼓》，58期，1994年10月15日，版2）
博士將蕅益智旭的著作綜合研究之後，不僅修正了學界對智旭一向的既定的評論，而且把智旭視為明朝末年不世出的佛教之集大成者、真誠奮勵之實踐者。基於這樣的見地，博士努力的從其時代之背景、生涯之行藏、師承之系統、生活之環境等等作深入的調查，面面俱到地將智旭這個人刻鏤出來。同樣的，他也運用書誌學的方法，將智旭的著作全盤地進行檢討，然後論述其思想年齡之發展，最後歸結於淨土念佛這樣的一個歷程。
因此，張博士這部書，不只是首次徹底闡明了智旭一生的事蹟與思想，並且也在研究尚未周詳的中國近代佛教史上，投下了一道巨大的亮光。這的確是一部應該向學界來推薦的精心傑作。
（溫天河譯自前引書）
（〈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68[法鼓全集2020] ）
（〈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35[法鼓全集2020] ）
聞訊趕到機場為我送行的，有我的日本友人：立正大學的助教授佐佐木孝憲、講師久留宮圓秀、三友健容、仲澤浩祐、岩田良三，東大的三友量順、《法華Journal》的社長山口晃一及其夫人照子女士，另一位在立大研究室服務的田島彌生女士，初到東京時期的日文老師古河俊一氏，杉原孝俊氏特別為我送行而從他的家鄉山口縣，遠道趕來羽田機場，正在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攻讀博士課程的韓國比丘法印法師也率領了他的信徒史夫人等，到了羽田機場。中國友人：則有清度法師、西定法師、達和比丘尼、張可炳、章霖、鈕南雷、陳澤楨、談海岑及其夫人，尚有一位為了見我一面，特地從巴西趕到東京的廖秀梅小姐，我在日本六年多，得到一個學位的虛名，更珍貴的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友誼。
我可斷言，以上所舉的年輕一代的日本友人，不論在宗教界或學術界，十年、二十年之後，無一不是領袖人物。假如我能為中國佛教的延續和發揚繼續努力下去的話，誰說沒有更多的機會和他們相互交往與彼此合作的可能呢？（〈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68-170[法鼓全集2020] ）
在日本參加了傳統佛教的活動，也參加了新興佛教的活動。所謂傳統的佛教，我到過曹洞宗大本山，位於福井縣的永平寺，及東京的本山，位於鶴見的總持寺，也到過鎌倉臨濟宗的圓覺寺、建長寺，以及龍澤寺派下東京市內的東照寺，在京都我也到過臨濟宗的妙心寺，並且在真言宗的高野山住過幾天，又到天台宗比叡山的延曆寺參訪，同時與曾經在延曆寺修行了十二年的牢山行的天台宗僧侶相從非常地密切。
日蓮宗在今天的日本，已經算是傳統的佛教，我既然在他們所辦的立正大學就讀，我的朋友，當然也以該宗的僧侶為多。所以它的總本山，山梨縣身延山，也去了很多次。我參觀了、參加了幾個新興教團的活動，比如創價學會，也就是日蓮正宗的富士山大石寺，在東京市內的立正佼成會，東京郊外橫濱的孝道教團，尚有國柱會、靈友會、天理教、金光教以及大元密教等，我都曾花上至少一天乃至於幾天或幾週的時間，參加他們的修行，觀察他們的活動。（〈日本佛教的面面觀〉，《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94-95[法鼓全集2020] ）
我在一九七五年從日本到美國的第一站，便是舊金山。由於沈家楨先生的建議，讓我先到美國西部，認識幾位中國法師，當時要我見的是度輪（宣化）、智海、玅境三位法師，他們是到美國本土弘法的拓荒者。我在三藩市及洛杉磯一共待了六天，都是行色匆匆。存在記憶中的，有智海法師的般若講堂，我在那兒住了一個晚上。還有度輪法師的金山寺和萬佛城，當時的萬佛城只有房子，還沒有任何設備。另外是玅境法師的佛教僧伽會。我又到洛杉磯參觀了越南籍天恩法師的東方佛教大學，同時也參觀了幾個日本淨土真宗的道場，就是沒參訪有關於禪的中心以及佛教有關的大學。（〈舊金山〉，《金山有鑛》，法鼓全集6輯4冊，法鼓文化，頁86[法鼓全集2020] ；另參見：〈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70-175[法鼓全集2020] ）
（〈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75[法鼓全集2020] ）
（〈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75[法鼓全集2020] ）
（〈從東洋到西洋〉，《留日見聞》，法鼓全集3輯4冊，法鼓文化，頁175-176[法鼓全集2020] ）
沈先生給我的邀請函，是由他所組成的美國佛教會出面，原先我希望進入他設於長島紐約大學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再做幾年的研究。不過依沈先生的想法：出家人應該住於寺院。而當時的美國佛教會也需要有人來推動法務，所以把我安排在該會所屬的紐約市布朗士區大覺寺。（〈東方和西方〉，《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3輯8冊，法鼓文化，頁135-136[法鼓全集2020] ）
（〈法鼓山的使命〉，《法鼓山的方向》，法鼓全集8輯6冊，法鼓文化，頁66[法鼓全集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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